作者简介：刘娜，湘潭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静，湖南财政经济学院经济学院青年博士；张川川，浙江大学经济学院长聘副教授、正高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文献来源：《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5年第9期

研究背景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应，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列为2025年中国经济工作首要任务。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再次将提振消费列为年度十大工作任务之首，强调要 “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 居民消费无疑是扩大内需的重要着力点，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关键环节和重要引擎。然而，长期以来，中国居民消费率持续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劳动者年均工作时长却位于世界前列，“没有时间消费”可能是导致中国居民消费率偏低的原因之一。现有文献对中国消费乏力展开的成因剖析主要围绕社会保障制度、性别比失衡、消费习惯等方面展开，鲜有文献关注到时间因素在消费决策中的作用。本文将稀缺的时间资源纳入居民消费决策分析，系统考察了工作时长对居民消费支出的可能影响及作用路径。理论分析层面，将工作时长这一时间禀赋约束引入居民效用最大化模型，强调时间资源自身的约束强度，区分耗时性消费品和非耗时性消费品进一步完善了消费者消费决策模型；实证识别层面，利用中国1994年职工工时制度调整这一政策冲击，应用双重差分（DID）方法，精确估计了中国居民消费支出的工作时间弹性。本研究为从时间配置视角制定和完善我国促消费政策、进一步完善中国工时制度提供了理论支撑和政策参考。

主要结论

第一，时间资源作为独立的生产要素，其数量变化将对居民消费产生直接影响。基于Becker（1965）时间分配理论，本研究将时间禀赋约束引入消费者效用最大化模型，区分耗时性消费品和非耗时性消费品，分析消费者决策过程中影响消费支出的三种效应：收入效应、替代效应和时间效应。并以工作时间为典型，剖析和凸显了时间禀赋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为理解中国低消费率之谜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第二，缩短工作时长显著促进了我国居民的消费支出。利用我国1994年职工工时制度调整的政策冲击，使用中国营养与健康调查（CHNS）数据和双重差分（DID）法，本研究精确估计了中国居民消费支出的工作时间弹性。实证结果表明，1994年实施的工时制度调整明显降低了工作时长并使居民年消费支出显著增加，工作时长每减少1%，家庭消费支出将显著提升1.59%。这一分析为理解居民消费的时间约束效应提供了基于中国实践的经验证据。

第三，消费的时间约束效应在不同社会群体间存在一定差异。异质性分析揭示，过长的工作时间对中等收入群体、消费时间禀赋较低的群体等特定群体的消费行为具有更强的抑制作用。这意味着，通过合理控制工作时长，并依据从业者时间配置特征实施差异化的工时制度，将有利于充分释放各社会群体的消费潜力，从而有效提振消费和扩大内需。

第四，可支配时间资源在提升居民消费上发挥着重要作用。本研究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和中国时间利用调查（CTUS）数据，区分耗时性消费品和非耗时性消费品展开了机制讨论。研究表明，在总时间资源既定条件下，缩短工作时长将释放更多可支配时间资源，并通过增加消费活动时间促进居民消费，且将更为显著地表现在居民耗时性消费上。

政策启示

第一，进一步调整和完善中国职工工时制度体系。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对职工工时制度展开的系统性调整还停留在1994年。当前中国经济已实现飞跃发展，人民生活亦发生了巨大改变，中国职工工时制度体系也亟需回应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和人民生活的福祉诉求，为满足新时代生产和生活需要进行必要的调整和修订。建议在深入了解新时期居民全天时间配置情况及特点基础上，构建工时调整的动态评估机制，分阶段、有侧重地推进职工工时制度体系调整，为劳动者提供更多可支配时间。

第二，广泛推行极富灵活性的弹性工时制度。长期以来，中国工时制度体系对工作时间的规定是相对固定的，其中朝九晚五、每天八小时工作制成为最主要且普遍的形式，尤其在政府部门及国有企事业单位中。研究证实，工时制度调整对消费时间禀赋较低群体的促消费作用更为显著。为精准匹配不同时间禀赋群体的差异化需求，有效释放居民消费潜力，可积极推行更具灵活性的弹性工时制度。通过增加弹性休假、增设季度或月度灵活休假等方式，赋予劳动者更自主的时间配置权。

第三，切实落实带薪休假制度。休假制度与工时制度均是调节劳动者可支配时间的重要制度保障，作为兼具时间释放与收入保障双重功能的带薪休假制度无疑也将影响和促进居民消费。2020年以来，在经济持续恢复发展过程中我国企业遭遇了一些经营困境，作为员工福利的带薪假期在执行中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响。建议从带薪假期的落实和执行层面深入了解企业可能面临的问题和困难，以税收补贴、政策优惠等方式来部分分担企业的执行成本，并进一步夯实和细化监督机制，确保带薪假期制度的实施，有效释放员工的消费潜力。

第四，重点关注中等收入群体需求。中等收入群体在全社会人口中占据较大比重，工作时间相对较长，单位工时酬劳相对有限，面临着较为严峻的“收入-时间”双重约束。在制定相关政策时，应侧重考虑以多种形式为中等收入群体提供更多可支配收入，同时增加可支配时间或赋予更具弹性的时间支配权，从收入水平和时间资源双维度破除束缚，充分释放中等收入群体消费潜力。同时，还需特别关注日趋严重的超时工作现象，进一步加强监督管理，切实减轻包括中等收入群体在内的全体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压力，为释放消费潜力创造更多的时间和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