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唐为，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财政系副教授、系主任、博士生导师；毛凯林，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财政系博士研究生；朱瑞华，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财政系博士研究生。

文献来源：《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4年第11期

摘要：现有研究主要强调作为“岗位竞争者”的外来人口对流入地劳动供给产生的影响，但较少关注其对当地劳动力需求端的积极作用，即通过促进新企业的创立而产生“岗位创造效应”。本文利用人口普查和工商企业注册数据，基于Bartik工具变量处理人口迁移的内生选址问题，实证分析人口迁移的创业促进效应。研究发现，城市外来人口占比的提升，推动了人均新增创业规模，进而推高了流入地的劳动力需求。机制分析表明，外来人口一方面利用个体企业家才能产生直接的创业提升效应，另一方面通过提升劳动力供给和本地不可贸易产品需求等产生了间接的创业促进效应。研究结果为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完善就业优先政策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证据。

关键词：人口迁移;创业;就业;Bartik工具变量;

一、研究背景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完善就业优先政策，优化创业促进就业政策环境。在经济与就业增长面临下行压力的背景下，理解和释放外来人口的“岗位创造效应”，以进一步开放带动创新创业可能是解决现阶段就业问题的重要方向。现有文献通常将外来人口视为“岗位竞争者”，较少讨论人口迁移带来的创业和岗位创造效应，忽视了在大众创新和万众创业的时代背景下，城市外来人口的作用已远远超出了仅仅作为“岗位竞争者”的角色。人口迁移不仅增加了流入地的劳动力供给，也通过促进创业活动增加了劳动力需求（Azoulay 等，2022）。因此，理解人口迁移的创业促进效应（即外来人口的“岗位创造者”角色），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理解人口迁移的经济后果和福利效应，同时也为现阶段应对劳动力就业压力提供了新的思路。

二、主要发现

本文基于1990~2010年历次人口普查微观数据和2000~2015年全国工商企业注册数据，研究发现，城市外来人口迁入显著提升了城市人均新创企业数量（不包含个体工商户）。同时，新创企业的平均雇佣规模并未出现下降，这意味着人口迁移带来的企业数量和就业需求的增长超过了外来人口本身的增长。为解决人口迁移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基于历史上的迁移网络构造Bartik IV，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的估计结果表明外来人口比率越高的城市，其人均新增创业也显著更高。进一步地，本文通过构建就业—创业的职业选择模型，从两方面考察人口迁移促进创业的影响机制。首先，外来人口平均而言具有更强的企业家精神，其必要性创业（如个体工商户）和机会性创业（如开办企业）的概率都显著高于本地人。其次，外来人口通过提升劳动力供给和本地不可贸易商品、服务的需求，对本地创业产生间接的促进效应。

三、政策启示

本文的实证结果为理解人口迁移的经济后果，以及应对城市就业难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鉴于此，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我国应进一步推动户籍制度改革，实施更加开放的城市落户和流动政策，减少劳动力流动障碍。同时，应全面建设常住地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提升区域内外来人口的幸福感和居留意愿，使外来人口更平等地享受公共服务与城市红利，为区域高质量发展吸收充足的人力资源。第二，提升政府行政效率和公共服务水平，塑造一流营商环境。除了简化创业的注册和审批流程，破除异质创业限制壁垒，还需要提升市政公共设施等基础公共服务水平，多维度释放创业动能。第三，培育更为公平有力的市场环境。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要更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创造更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确保外来人口与本地创业者享有同等的市场主体地位，且经济资源能够按照竞争性规则流向生产力较高的市场主体，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实现创业带动就业的规模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