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处理好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现代化的成败”。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努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让农民生活更加富裕美好，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基础支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强调：“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健全推动乡村全面振兴长效机制，大力发展现代农业，推动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加快建设农业强国。”这为新征程高质量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政策遵循与方向指引。当前，中国在推动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正面临要素流通不畅、产业融合困难、资源配置不合理等多重现实困境，而返乡创业试点政策的实施为破除城乡融合发展困境、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了一个重要突破口。

返乡创业实质上是先进生产要素从城市向农村的回流，其在优化城乡结构布局、推动城乡要素流动、促进城乡产业融合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是新形势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有效形式，符合城乡融合发展的内在要求。研究表明，返乡创业试点政策的实施可以显著促进城乡产业融合创新，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创造有利条件，也有助于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推动和实现城乡共同富裕。实践中，截至2022年3月底，中国返乡创业人数已经累计1120多万，其中，80%以上的创办项目是一二三产业融合项目。由此可见，返乡创业不仅为农村注入了资金、技术和先进理念，也带动了农民就业增收，促进了城乡要素双向流动，为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为进一步推动返乡创业，国家陆续出台一系列扶持政策。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的意见》。2016-2017年，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分三批组织341个返乡创业试点县（市、区）开展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试点工作，进一步激发各类群体的返乡创业热情。然而，目前学术界关于返乡创业试点政策效应的研究更多是评估试点政策的包容性助创效果、企业创新绩效提升效果、县域产业升级效果等，鲜有研究系统考察和直接评估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实施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返乡创业试点政策的实施能否助推城乡融合发展？其作用机制是什么？回答这些问题，对于优化和完善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实施，助推城乡融合发展，进而保障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现，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鉴于此，本文基于2007-2023年中国2366个县域的面板数据，以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实施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机器学习法分析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实施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与以往研究相比，本文可能存在的边际贡献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将返乡创业试点政策与城乡融合发展融合到同一研究框架，为评估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实施的影响提供了更加宏观的视角。第二，从返乡创业试点政策这个全新视角，选取县域样本为研究对象，精准地评估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实施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拓展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第三，从要素配置效率和技术创新效应视角检验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实施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机制，并结合当前数字时代的发展背景，考察数字经济的调节作用，为探讨城乡融合发展提供崭新思路与实证依据。另外，本文利用双重机器学习法进行分析，能够更好地减少偏差、降低模型设定偏误以及克服高维协变量控制问题，更好地保证研究结论的稳健性与可靠性。

二、政策背景与理论分析

（一）政策背景

在经济转型升级、传统产能过剩的背景下，大批农民工、企业主、大学生等群体敏锐地意识到，中国乡村对资金、技术和人才的需求潜力很大，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因此，选择返乡创业就业的人数呈逐年递增趋势。返乡创业是指在外务工、求学或经商的农村劳动力返回家乡，利用其积累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创办企业或从事个体工商经营的经济行为。2015年，“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首次在中央政府工作报告中被提出。随后，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的意见》，提出要加快建立多层次多样化的返乡创业格局，全面激发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热情。2016年，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牵头，分两批组织206个县（市、区）开展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试点。2017年，国家发展改革委等有关部门进一步将河北省大名县等135个县（市、区）列入第三批返乡创业试点地区名单，并提出要优化返乡创业体制机制环境，打造良好创业生态系统。随着返乡创业对农村发展的促进作用日益凸显，各级政府相继出台一系列配套措施，涵盖财政补贴、税收优惠、融资支持、产业引导、技能培训以及服务体系建设等多个方面，有效激发了返乡人员的创业热情，为农村发展注入新的动能。目前，各地已涌现出浙江“淘宝村”带动农村电商集群发展、四川“田园综合体”促进农旅深度融合、贵州“非遗工坊”推动传统手工艺复兴等返乡创业实践典型案例。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各类返乡创业人员累计超1510万人。返乡创业逐步成为稳定和扩大就业、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引擎。

中国返乡创业试点政策的核心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建设返乡创业支撑服务体系。政府通过出台税收优惠、财政补贴、金融支持等政策，优化返乡创业体制机制环境，通过搭建返乡创业孵化基地、产业园和构建一站式便利服务网络，降低创业成本，打造良好创业生态系统。二是培育和发展新兴产业。政府引导返乡创业者结合乡村自身资源禀赋，发展比较优势产业，依托数字经济、新质生产力等大力推动电子商务、智慧农业等新兴业态发展，促进乡村产业升级与结构优化。三是促进乡村经济发展。依托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带动农民就业与增收，缩小城乡差距，加强城乡经济联系，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为实现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有力支撑。各地政府的政策实施细则不同，但目标具有相似性，即通过优化返乡创业环境，着重解决返乡创业者在投融资、场地、基础设施以及配套服务等方面的现实问题，进而激发群众的返乡创业热情，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

（二）概念内涵

对城乡融合发展的概念内涵，学术界从不同学科的视角进行了阐释。从经济学视角来看，城乡融合发展指通过优化劳动、产业、资本等要素在城乡间的配置，构建统一的经济空间，打破市场分割，促进城乡要素的双向流动，从而推动城乡经济结构的有机整合与协同发展。从社会学视角来看，城乡融合发展是城乡社会结构从二元分隔走向有机统一的过程，主要强调通过制度创新、社会互动，改变城乡分割局面，促进人员有序流动与公共服务共享，最终实现社会空间的重构、社会资本的均衡配置以及城乡社群的身份认同整合。从地理学视角来看，城乡融合发展是城乡双向互动与融合以及创新体制机制的过程，不仅关注城乡资源、要素在空间上的自由流动，也强调城乡社会与生态环境的和谐统一。

综合上述观点，本文认为城乡融合发展是一个多层次、多要素和多功能的复杂系统，它不仅涉及城市与乡村两大子系统之间的协同互动，还包括城乡人口融合、生态融合、空间融合、产业融合、公共服务融合等多维子系统的耦合协调，最终构成一个结构紧密、功能互补、利益交融的城乡复合系统（见图1）。城乡融合发展的主要特性包括：一是交互性。城乡融合发展超越了地理相邻或功能互补的简单关系，在一个复杂系统内，经由多层次、多尺度的持续互动来实现城乡要素交互与场景创造。二是流动性。流动性是城乡融合发展的核心特征，重点强调要消解城乡间的制度性壁垒，通过推动要素自由流动以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从而提升城乡整体经济效率与社会福祉。三是共生性。城乡关系从掠夺性、依附性关系转向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文化共荣的命运共同体。同时，共生性追求的也不是同质化，而是在差异化互补中达成经济公平、生态可持续与社会和谐的协同进化。

返乡创业试点政策的目标导向与城乡融合发展的内涵特性高度契合。返乡创业是城乡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其通过推动人才、资本、技术从城市向乡村流动，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以创业带动就业与创新，激活县域经济，最终助力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推动形成城乡互补、共同繁荣的新格局。

（三）理论分析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罗默和卢卡斯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开始反思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局限，并尝试提出内生增长理论来解释经济增长。该理论将制度变革、人力资本与技术进步视为经济持续增长的内生驱动力，强调其产生的“知识溢出”效应是突破边际报酬递减、实现规模经济的关键。返乡创业者作为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下特殊的“知识载体”，其“归乡”行为的本质是人力资本从高梯度地区向低梯度地区的“定向溢出”。返乡创业者通过将先进技术、管理经验与创新制度等植入农村场域，激活其内生发展潜能，优化农村产业结构，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进而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1.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实施助推城乡融合发展的直接效应。第一，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实施助推城乡人口流动与融合。从内生增长视角看，人口流动不仅是人口的迁移，也是人力资本与隐性知识的空间再配置。返乡创业试点政策的实施，带动了大量农民工、企业人员和大学生等群体返回乡村创业，他们成为城乡之间知识、信息与观念的“传导通道”。与此同时，试点政策实施所引发的创新创业效应，进一步推动了资本下乡。资本投入的增加使农村文化旅游资源得到更系统的开发与更高效的利用，为城市居民向乡村流动提供了契机。越来越多的城市居民愿意在农村停留、消费甚至长期居住，这进一步推动了城乡人口的流动与融合。

第二，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实施有助于实现城乡生态融合发展。生态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条件。城乡生态融合发展，不仅仅是简单的城乡环保一体化或生态文明建设一体化，其核心要义在于，将“生态”视为联结城乡的关键纽带，并以“绿色驱动”促进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返乡创业者在创业过程中，会着重于调整和优化发展路径，将城市居民的绿色消费理念及其对生态品质的需求带入农村，推动农业生产方式由粗放型模式向生态养殖、有机农业等环保型模式转变，促进补齐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短板”，这正是“知识溢出”在生态领域的具体体现。已有研究表明，返乡创业者通常会在兼顾经济价值实现与生态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下进行创业，并通过引入城市的环保观念和绿色技术，提升乡村绿色低碳发展水平，进而影响城乡生态融合发展进程。

第三，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实施有助于实现城乡空间融合创新。内生增长理论认为，基础设施尤其是信息网络的完善，能够降低知识传播与创新的成本，促进要素的空间流动与集聚。返乡创业活动带动基础设施向乡村延伸，实现交通、物流、信息网络的城乡对接。同时，返乡创业试点政策的实施以创业项目为载体，带动城乡要素双向流动与空间功能优化，从而有助于打破城乡二元结构。

第四，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实施有助于实现城乡产业融合创新。从内生增长理论来看，产业融合的重点在于通过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创新效率，实现不同行业的跨界融合以及新兴产业的培育。而返乡创业试点政策的推广改变了传统的乡村产业格局。返乡创业者通过将城市的非农产业知识、商业模式与营销理念等，与乡村本土资源、传统农业知识进行结合、创新与跨界应用，驱动产业链的延伸、价值链的提升与功能链的拓展，实现农业与现代产业要素跨界结合，从而催生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形成“农业+”多业态的城乡产业融合发展体系，打破城乡产业割裂状态。

第五，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实施有助于实现城乡公共服务融合发展。城乡公共服务融合发展是指在对现有公共服务资源进行优化调整的同时，持续扩大公共服务有效供给，将政府工作重心切实转向为农民、农业和农村提供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最终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共建共享。从内生增长理论的“知识溢出”角度出发，返乡创业试点政策的实施能够促进乡村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水平的提升。同时，返乡创业者作为一种特殊的人力资本，通常带有在城市学到的先进知识、技术与管理经验，为乡村发展带来前沿技术与创新思维，成为新型职业农民、企业家，通过投资公共教育、医疗卫生等事业，能直接缩小城乡间公共服务差距，推动城乡公共服务在数量和结构维度上的高质量融合发展。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研究假说H1：返乡创业试点政策的实施有助于实现城乡融合发展。

2.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实施助推城乡融合发展的间接效应。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实施具体通过以下两条路径对城乡融合发展产生影响：

第一，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实施可以通过提升要素配置效率来助推城乡融合发展。一方面，返乡创业试点政策的实施可以有效提升要素配置效率。其一，返乡创业试点政策的实施，可以通过构建高效的资源对接机制与匹配制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重构升级，实现城乡间资源配置的动态平衡，提高供需适配效率。其二，返乡创业试点政策的实施，能够产生集聚效应，吸引和带动更多的生产要素向农村和中小城镇集聚。这种集聚效应让从乡村“流失”的各类发展要素，以高端要素形态“回流”并“赋能”乡村发展，为乡村发展带来资金、技术以及管理经验，提升要素配置的质量和效率。其三，返乡创业试点政策的实施通过引入新科技、新模式，推动传统农业向高端化、品牌化转型，建立起政府、村庄以及村民等多元主体共同受益的机制。这不仅能带动本地就业增长，形成创业带动就业的倍增效应，还可以形成“引来一个、带动一批”的区域辐射效应，实现土地利用高效、乡村建设有序、生态保护有力、产业发展兴旺的“1+1>2”的要素叠加效果。

另一方面，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在于促进要素在城乡间的精准配置与高效利用，实现城乡发展的最优要素组合，从而催生新产业、新业态，全面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因此，提升要素配置效率是推动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其一，要素配置效率的提升，有助于破除劳动力流动壁垒、构建统一要素市场，减少农民工所面临的就业与工资歧视，降低农民工市民化成本，从而助推城乡人口融合，实现协同发展。其二，要素配置效率的提升，为发展绿色低碳与循环经济创造有利条件。通过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推动城乡共同承担生态环境保护成本。同时，依托发展循环经济，构建生态产业链，促进城市技术资源与农村生态产品的双向流动，从而助推城乡生态系统的互补交融。其三，要素配置效率的提升，通过优化城乡资源配置，重塑城乡空间治理结构，不仅可以促进资本、人才等城乡要素的有序流动与高效整合，还可以为乡村合理规划与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动态参照，进而强化城乡空间功能互补与联动，实现城乡空间融合发展。其四，要素配置效率的提升，可以有效减少负外部性并增强正外部性，引导城市企业或资本向乡村区域流动，进而形成产业集聚效应，并进一步推动城乡产业融合发展。其五，要素配置效率的提升，不仅可以避免公共服务资源的浪费或错配，也有助于推动城乡公共服务功能互补；既能缓解城市的“城市病”问题，也能精准补齐农村地区在养老、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方面的短板，推动城乡公共服务融合发展。

第二，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实施可通过强化技术创新效应来助推城乡融合发展。一方面，返乡创业试点政策的实施有助于提升技术创新水平。具体来说：其一，能够提升乡村人力资本水平。人才是实现技术创新的关键，返乡创业者作为高素质劳动者，通常具有较高的学历、认知水平、劳动能力以及学习能力，能够为乡村发展引入新技术，为促进乡村数字技术创新增添新动力。其二，能为技术创新搭建服务平台。地方政府通过建设技术研发中心、返乡创业试点园区、科技成果转化基地、产学研一体化平台等，为返乡创业者提供全方位的技术支持和创新服务。同时，依托创新服务平台，可以有效降低科技创新成本，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和应用效率，进一步推动乡村经济转型升级和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

另一方面，技术创新是助推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其一，技术创新本质上反映了乡村数字基础设施的改善与信息网络水平的提升，能直接促进城乡人口互联互融。乡村人口特别是具备相应技能的青壮年劳动力，可以借助数字化平台跨越城乡界限，实现向城市的流动与就业创业，推动城乡人口深度融合发展。其二，技术创新推动城乡生态的共生共融。在生产端，技术创新通过助推经济活动向绿色化与虚拟化转型，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在生活端，技术创新为城乡居民生活方式的绿色转型提供载体，通过营造低碳化场景、强化网络化监督，推进城乡绿色发展与协同治污，从而实现城乡生态融合发展。其三，技术创新优化城乡空间布局。技术创新通过增强城乡交通的互联互通能力、缩小城乡交通便利性上的差距，优化城乡空间布局，推动城乡空间融合发展。其四，技术创新促进城乡三大产业融合发展。科技创新催生数字生产力，而数字生产力不仅可以推动传统农业的数智化转型升级，还能够催生新产业、新业态，进一步推动一二三产业的相互促进与融合发展。其五，技术创新正成为实现城乡公共服务融合发展的重要工具。通过数字平台与网络系统，技术创新能破除时空地域桎梏，推动城市优质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资源向乡村延伸、下沉与精准供给，有效弥合城乡之间的服务差距，推动城乡公共服务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均衡融合发展。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研究假说H2：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实施通过提升要素配置效率和强化技术创新效应来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3.数字经济发展的调节效应。不同于工业经济与农业经济，数字经济是以数字化知识和信息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为重要载体，通过有效运用数字技术，推动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一系列经济活动。数字经济的发展，在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实施助推城乡融合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赋能作用。

具体而言：其一，数字经济的发展带来数字技术的革新，不仅改变了以往识别与开发创业机会的模式，也改变了创业资源的获取与利用方式。依托数字技术，返乡创业者能够快速掌握市场、政策及行业资讯，挖掘潜在的创业机会，动态调整创业方向，减少城乡间的信息不对称，降低城乡之间的信息流通成本。同时，得益于数字技术的发展，共享经济、零工经济、电商经济等新产业与新业态层出不穷，推动乡村产业向高级化方向转型，有助于推动城乡产业融合发展。其二，数字经济催生数字化服务平台。数字平台具有连接性、交互性、高效性、动态性、智能性与可扩展性。依托数字平台建设，返乡创业者可以打破城乡时空局限，推动各类生产要素下乡，降低产品交易成本与流通损耗，拓宽产品销售市场，从而构建起城乡一体的要素市场与消费市场。其三，与数字经济相伴而生的数字金融、数字信用和数字政务等也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数字金融的发展可以为返乡创业者提供多元融资渠道。通过在线贷款平台、众筹、数字货币等多种金融工具，创业者能够更加便捷地获取启动资金和运营资金，降低其对传统金融机构的依赖。数字信用体系的建立，能为城乡小微企业和返乡创业家庭提供便利。返乡创业者不需要任何担保和抵押，通过信用积累就可以获得银行贷款。数字政务是数字经济背景下大数据应用的关键和重点领域，为城乡信息沟通和治理架起了“桥梁”。地方政府通过数字化服务平台提高政务服务效率，能降低城乡居民返乡创业过程中办理业务的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优化乡村创业环境。例如，山东省肥城市大力推行营业执照自助终端设备使用，以网络数据代替纸质材料，以智能审批代替人工审核，为返乡创业者提供“秒批秒办”“24小时不打烊”的在线服务，为城乡居民返乡创业提供便捷服务。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研究假说H3：数字经济的发展在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实施助推城乡融合发展的过程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

三、研究设计与数据说明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中国县域作为研究对象，共包含中国2366个县域、34473个观测值，样本时间为2007-2023年。返乡创业试点地区名单来源于国家发展改革委网站；城乡融合发展指标、控制变量和要素配置效率指标数据来自各县域统计年鉴；专利数据来自国家知识产权局；调节变量数字经济中的县域数字普惠金融数据采用北大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其余分指标数据来自各县域统计年鉴。为降低部分地区行政区划调整的影响，本文剔除时间跨度不足三年的样本。对于缺失严重的数据，采用线性插补法进行补充。补充后数据仍存在部分缺失，因此，本文所有数据为非平衡面板数据。

（二）变量选取与说明

1.被解释变量：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基于前文对城乡融合发展概念内涵的界定，本文参考相关研究构建包含人口、生态、空间、产业和公共服务5个维度共12个指标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测度体系，具体指标如表1所示。基于上述指标，本文参考高静等（2025），运用熵值法确定各维度权重：对正向指标和逆向指标采用极差法进行标准化处理，并通过添加微小常数消除零值干扰；基于标准化矩阵计算各指标信息熵值，利用差异系数量化指标区分度，最终归一化得到权重分配结果。通过蒙特卡洛模拟验证发现，核心指标权重波动幅度稳定在5%以内，证实了方法的可靠性。为动态评估城乡要素流动提供了去主观化的量化分析框架。

2.核心解释变量：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实施状况。设定试点县虚拟变量，若样本县被纳入国家返乡创业试点名单，试点县虚拟变量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设定政策时间虚拟变量，在该试点政策实施当年及后续年份，该虚拟变量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核心解释变量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实施状况由试点县虚拟变量和政策实施虚拟变量交乘得到。

3.控制变量。本文参考史新杰等（2025）的研究，选取以下控制变量：外商直接投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教育发展水平、财政失衡度、产业规模、金融发展水平、人口规模。

4.中介变量。第一，要素配置效率。本文借鉴张玉静和涂圣伟（2025）的思路，选取城镇固定资产投资额、乡村劳动力比例、建设用地面积和农业用地面积的比值分别作为资本要素、劳动力要素和土地要素的投入指标，选取地区生产总值作为产出指标，基于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方法来测度样本要素配置效率。第二，技术创新。本文基于《国际专利分类标准》构建技术创新测度指标：实用新型创新采用县域实用新型专利授权量进行表征，外观设计创新则通过外观设计专利授权量来刻画。

5.调节变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本文基于刘合光等（2025）的测度框架，并结合本文研究内容，构建包含县域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县域宽带接入用户数、县域移动电话用户数、县域固定电话用户数四个指标的县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标。在计算前述四个指标数值的基础上，通过熵权法赋权得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标值。

主要变量的定义及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

（三）模型构建

1.双重差分模型。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实施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1）式中：i和t分别表示县域和年份；UIR_i,t表示被解释变量城乡融合发展水平；Ruralming_i,t为核心解释变量，表示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实施状况；X_i,t为高维控制变量；γ_i为县域固定效应；η_t为年份固定效应；ε_i,t为随机扰动项。系数β的符号和大小反映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实施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如果β显著大于0，说明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实施对城乡融合发展产生正向促进作用。

2.双重机器学习模型。本文运用双重机器学习模型来深入探究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实施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该方法是一种结合传统双重差分法与机器学习技术的新型因果推断方法，其核心思想是通过机器学习增强传统方法的估计精度和灵活性。相较于传统因果推断模型，双重机器学习模型的优势在于能够克服传统计量方法中的模型误设、“维度诅咒”等问题，有助于提高模型估计精度。基于此，本文选用双重机器学习模型对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实施的效应予以评估。

（2）式和（3）式中：采用机器学习算法估计g(Xi,t)得到估计量 为误差项。α0是表示核心解释变量Ruralming_i,t对被解释变量UIR_i,t的影响系数，若系数为正，表明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实施对城乡融合发展具有促进效应。直接对（2）式和（3）式进行估计可以得到核心解释变量Ruralming_i,t的系数估计值。为了加快收敛速度，使得核心解释变量系数的估计量在小样本下满足无偏性，构建辅助回归如下：

（4）式和（5）式中：m(X_i,t)为核心解释变量Ruralming_i,t对高维控制变量的回归函数，同时采用机器学习算法估计其具体形式 为残差项，条件均值为0。同样采用机器学习算法估计 ，将主回归形式改变为：

最后，将残差项Vi,t的估计量 作为Ruralming_i,t的工具变量进行回归，获得无偏的系数估计量可近似表示为：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

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和双重机器学习模型检验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实施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表3和表4展示了回归结果。表3为双重差分模型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在未加入控制变量的情况下，核心解释变量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3(2)～(8）列逐步将控制变量加入回归模型后，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实施状况的系数仍至少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实施对城乡融合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表4为采用拉索模型的机器学习筛选变量后的实证结果。为更加灵活地拟合变量间的非线性关系，避免因模型假设太简单而导致的估计偏误，本文在双重机器学习模型中控制变量一次项的基础上控制变量二次项。结果表明，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实施依然可以显著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本文的研究假说H1得证。

（二）稳健性检验

为确保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本文将从多维角度进行稳健性检验，来验证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实施对城乡融合发展影响的稳健性。

1.调整样本期间。首先，剔除2010年之前的样本，避免因政策冲击前的时期过长而造成估计偏误；其次，剔除2010年之前和2020年之后的样本，进一步规避新冠疫情这一外生冲击对城乡要素流动的干扰，确保政策效应识别的独立性。调整样本期间后的回归结果见表5(1)～(4）列，结果表明，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实施对城乡融合发展仍有显著影响，基准回归结论稳健。

2.交互效应。在基准回归中，本文基于双重机器学习构建了部分线性模型进行分析。然而，这种模型的设定在一定程度上面临主观性较强的挑战。为深入探究模型设定方式对本文研究结论所产生的潜在影响，本文采用双重机器学习方法构建更具适用性的交互式模型，并对主回归模型以及辅助回归模型进行调整。表5(5）列的回归结果表明，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实施对城乡融合发展仍然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基准回归结论依然成立。

3.更换分割方式。本文通过调整回归分析数据的分割比例来验证模型的泛化能力和结果的敏感性。表5(6）列和（7）列展示了不同分割比例下的估计结果。表5(6）列的分割比例由双重机器学习基准回归的1∶5改为1∶2，表4(7）列的分割比例改为1∶6。估计结果表明，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实施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显著为正，基准回归结论稳健。

4.考虑省份×时间交互固定效应。加入省份×时间交互固定效应的目的是解决“局部冲击混淆政策效应”的问题。例如，若某省在政策实施年恰好遭遇突发事件，传统DID会误将突发事件的影响计入政策效应，而交互固定效应会单独捕捉该省该年突发事件的冲击，从而分离出真实的政策效应。表5(8）列的回归结果显示，回归系数仍然显著为正，表明基准回归结论依旧成立。

5.重设机器学习模型。在基准回归中，本文采用拉索模型进行回归检验。为进一步检验政策效应的非线性特征与模型依赖性，本文选择重设机器学习模型，分别采用岭回归、弹性网络、支持向量机、梯度提升与神经网络五类机器学习方法重构估计模型，回归结果见表6。结果显示，（1)～(5）列是五种机器学习模型下的回归结果，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这说明，即使在更换多种机器学习方法的检验后，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实施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促进作用依然显著。

6.安慰剂检验。安慰剂检验可以有效缓解基准回归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图2展示了检验结果。通过随机选取同等数量的城市构造伪处理组，并重复500次、1000次和2000次，得到对应数量的虚假处理效应系数。通过图2中虚假处理效应系数的密度曲线可以看出，虚假处理效应系数的分布接近于0，且呈对称正态分布，与实际处理效应系数显著不同。这表明，实际处理效应是显著的，并且不是由随机因素引起的，即原结论依然成立。

7.PSM-DID检验。本文使用PSM-DID方法缓解样本自选择偏误问题，将获批返乡创业试点的县域设定为处理组，通过Logit模型估算倾向得分，随后分年度运用邻近匹配与核匹配两种方式完成样本配对，对匹配后的样本使用双重差分模型进行政策效应估计，得到回归结果如表7(1）列和（2）列所示。从表7中回归结果可知，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实施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促进作用依然显著。

8.排除并行政策干扰。考虑到同期相似试点政策会影响城乡融合发展，本文拟排除电子商务进村试点政策实施和数字乡村试点政策实施的影响。一方面，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政策从2014年提出并推行，与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几乎为同期政策，容易对城乡融合发展产生额外影响；另一方面，数字乡村试点政策于2020年开始实施，与返乡创业试点政策有重合年份，已有学者提出其对城乡融合发展具有一定的影响。因此，本文选取“电子商务进村”和“数字乡村试点”两个试点政策变量作为返乡创业试点的并行政策检验，回归结果如表7(3）列和（4）列所示。回归结果显示，在控制电子商务进村政策实施和数字乡村试点政策实施后，返乡创业试点的系数仍然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在控制两项并行政策后，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实施对城乡融合发展仍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三）异质性分析

不同县域之间在资源分布、自然环境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存在差异，这会直接影响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实施助推城乡融合发展的实际效能。因此，本文从县域特征层面考察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实施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差异，具体包括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情况和海拔状况。

1.人口规模方面。表8(1）列和（2）列是从中国不同地区人口密集度角度考察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实施对城乡融合发展影响的回归结果。结果表明，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实施在人口较密集地区对城乡融合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在人口较稀疏地区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不显著。原因可能在于：从内生增长理论视角来看，人口密集地区往往拥有更丰富的人力资本储备，可以为返乡创业活动提供更为充足的人力和智力支撑，知识溢出效应更为显著。同时，人口较密集地区的基础设施与社会制度往往更加完善，创业生态系统更良好，人口要素与创业活动形成良性互动，加速技术创新和产业融合，使得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实施能够通过激发内生增长动力助推城乡融合发展。相较之下，人口较稀疏地区人力资本相对匮乏，居民教育文化水平较低，人才外流现象严重，导致返乡创业政策实施难以依托高质量人力资源形成持续创新能力，对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作用有限。

2.地区经济发展方面。依据地区生产总值的中位数，本文将样本划分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两组，并进行分组回归。表8(3）列和（4）列结果表明，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实施对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城乡融合发展的提升作用显著大于对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该政策效应的实现高度依赖于地区既有的经济社会基础与要素集聚能力。经济发达地区各方面的条件都优于欠发达地区，能够有效将政策红利转化为实际发展动能。相比之下，经济欠发达地区受制于基础条件薄弱和资源配置效率偏低，政策效应的释放面临更多约束。

3.海拔高低方面。考虑到中国幅员辽阔，本文依据样本的海拔中位数将样本分为高海拔组和低海拔组，并进行分组回归。表8(5）列和（6）列的回归结果表明，在低海拔地区，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实施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作用更加显著。原因可能在于：低海拔地区通常具备更为适宜的气候条件、相对平坦的地形与较高的交通可达性，这不仅降低了创业与生产经营的综合成本，也为承接产业转移、发展多元业态提供了自然基础。同时，低海拔地区一般拥有更密集的人口分布、更成熟的农业或轻工业基础以及更为完善的城乡基础设施网络，使得返乡创业者能够更有效地连接城乡市场、整合资源，并吸引配套劳动力与服务业聚集，从而在产业延伸、公共服务提升和人口互动等方面形成融合效应。反观高海拔地区，受地理环境、资源条件等因素的制约，无论是外来创业者还是返乡创业人员，各项工作都面临诸多困难，推进阻力较大，导致返乡创业政策试点效果较弱。

（四）机制检验

1.传导机制检验。本文通过传导机制检验来分析要素配置效率和技术创新在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实施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内在影响机制。在学术研究中，普通中介效应模型的内生性问题常引发争议。为深入探究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实施通过何种传导机制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本节参考Farbmacher et al.(2022）的方法，使用双重机器学习的因果中介效应模型，从要素配置效率和技术创新两个维度进行机制检验。

表9(1）列的回归结果表明，当以要素配置效率为中介变量时，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实施对要素配置效率的影响系数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实施通过促进要素配置效率提高，显著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表9(2）列和（3）列结果显示，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实施对外观设计创新和实用新型创新都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实施对实用新型创新的回归系数显著大于对外观设计创新的回归系数，原因在于：实用新型创新与返乡创业试点政策高度适配，返乡创业者多聚焦本地生产场景的技术改进，而外观设计创新的弱效应则主要受限于资源禀赋与政策导向。

2.调节效应分析。本文进一步验证数字经济在返乡创业政策实施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的调节作用。表9(4）列和（5）列的回归结果显示，交乘项（返乡创业试点×数字经济）的系数均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在实施返乡创业试点政策的县域，数字经济水平每提升1个单位，城乡融合发展指标平均增长约0.015个单位。数字经济能够作为调节变量，主要源于其通过技术特性能够优化政策传导机制。数字经济的发展带来数字技术的革新，催生数字化服务平台，为破解区域发展失衡提供技术驱动的政策新范式，进而能够有效地与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协同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基于2007-2023年中国2366个县域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重机器学习模型探究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实施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返乡创业试点政策的实施显著提升了当地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这一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第二，实践中，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实施通过提升要素配置效率和强化技术创新来促进试点地区城乡融合发展。同时，数字经济在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实施助推城乡融合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调节作用。第三，异质性分析表明，在人口较密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和低海拔地区，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实施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启示。

第一，分类梯次推进试点扩围，释放差异化政策效能。实证分析表明，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实施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呈现异质性。因此，返乡创业试点政策的实施不应“一刀切”，而应根据地方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地设计政策。在人口较密集地区和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应发挥其要素集聚与市场成熟优势，重点引导返乡创业向高端制造、现代服务业、数字经济等高附加值领域延伸，打造城乡产业协同发展先行区。而在人口较稀疏地区与高海拔地区，政策重心应从规模扩张转向“基础孵化”，通过中央财政专项转移支付，补齐交通、物流、信息网络等硬件短板，降低创业的初始成本。同时，重点扶持具有乡土特色的“小微创业单元”，加大众创空间、孵化器等的建设力度，为返乡创业者提供低成本、便利化的办公场所和配套设施，避免简单复制发达地区的模式。

第二，要发挥要素配置效率和技术创新在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实施助推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的关键作用。一方面，要素本身具有逐利属性，农村在城乡要素竞争中处于弱势，容易出现要素配置失衡，引发返乡创业乏力与城乡差距加大。因此，政府应进一步加强城乡要素县域统筹，着力破除妨碍城乡要素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通过差异化财政激励与基础设施投入引导资本、人才和技术向农村定向流动，提高城乡要素配置效率，并积极扶持乡村高附加值产业发展，打破要素单向集聚，推动经济、社会与创新等多维度的叠加效应，为城乡融合发展提供持续动力。另一方面，未来各地政府应重点关注技术的精准下沉，强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夯实技术创新底座。实证分析表明，技术创新效应的发挥，不应仅追求“高精尖”，而应强调“适用性”与“可及性”。鉴于实用新型专利对返乡创业的贡献度显著高于外观设计专利，因此，未来应强化实用新型技术的研发、应用与创新，深化实用新型技术在工农业生产领域的应用。例如，在返乡创业试点县布局“技术特派员”工作站，对接农业院校、科研院所的实用技术成果，开展“订单式”研发与“场景化”推广，重点支持农产品精深加工、智慧种植养殖、小型农机具改良等领域。同时，设立县域技术应用“示范户”与“创新券”，对采用新技术、新工艺的创业项目给予奖补，降低技术采纳风险等。此外，各地政府也应警惕“数字鸿沟”导致的技术创新衰减，加快县域5G网络、物联网等新基建覆盖，确保技术创新红利的普惠性。

第三，激活数字经济赋能效应，打造“创业×数字”的乘数效应。数字经济作为正向调节变量，其核心价值在于放大政策效果。因此，本文建议：一是发展“数字+产业链”，依托电商平台建设县域产地仓与直播基地，推动特色农产品上行，同时利用消费大数据反向指导创业项目精准选品与生产，实现以销定产、产销对接。二是推广“数字+金融”，大力发展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因地制宜打造惠农利民金融产品与服务，提高农村金融服务质量和效率，为返乡创业者提供更多融资便利。三是创新“数字+服务”，搭建县域一体化数字政务服务平台，实现返乡创业注册、备案、补贴申领等事项“一网通办”，并积极借助数字经济催生城乡融合发展新业态，如在线教育、远程医疗等数字化公共服务模式，优化农村数字公共服务与资源配置，缩小城乡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