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仇童伟，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章丹，农业经济学系青年研究员；罗必良，华南农业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献来源：《管理世界》2024年第10期
摘要：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是推进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但中国农机服务市场正呈现出跨区作业萎缩、服务组织本地化的转型态势。这一重要转型不仅影响农业的要素配置及其经营绩效，而且与国家粮食安全紧密关联。利用江苏、吉林、四川三省调查数据，本文分别考察了农机服务组织转型以及由此引发的交易转型和技术转型。研究表明：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农地流转市场发育与农机服务的交易费用，诱发了农机跨区服务组织的式微与本地服务组织的活跃，从而呈现组织转型的趋势。与此同时，本地农机服务组织转入农地的概率显著提高，呈现组织转型诱导农地流转的交易转型。此外，农机服务组织转型还伴随着因农机装备质量下降而抑制农地产出率提升，进而呈现出值得重视的技术转型特征。其中，农机服务市场转型与农业生产的纵向一体化，使得粮食种植与效率保障均面临着新的挑战。文章认为，当前应该在释放农机跨区服务的专业优势、组织优势和存量优势基础上，加快推进非跨区服务重点区域的本地化服务体系建设，并通过优化农机服务组织建设、有序引导农业要素市场发育、实施“购置补贴+质量提升”等策略，提升农业经营效率。
关键词：农机服务；组织转型；交易转型；技术转型
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是优化农业要素配置，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举措。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要“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健全便捷高效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2019年印发的《关于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意见》指出，要“健全面向小农户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实际上，寻求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的实现路径之一，就是要加快农业分工和专业化，促进要素利用效率提升，实现农业服务规模经营。走中国特色的“服务型农业”道路，也是农业发展从破解规模约束到促进分工深化的基要性变革。
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中，农机服务因其劳动替代功能一直备受关注。主流文献认为，农机服务能够有效提高农业生产率，并缓解农业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在中国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外出务工和农村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农机服务的发展不仅保证了粮食生产，还维持了农业生产率的基本盘。尤其考虑到自置农机成本较高，发展农机服务还可以有效降低小农户的投资约束及沉没成本。
发展农机服务还是提升中国粮食价格竞争力的重要举措。考虑到中国农业生产成本日益高企，且劳动成本为主要推动因素，故通过农机服务来替代农业劳动力，是实现农业生产节本增效，提升粮食价格竞争力的关键性举措。为此，《农业机械化促进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国家鼓励跨行政区域开展农业机械作业服务。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支持农业机械跨行政区域作业，维护作业秩序，提供便利和服务，并依法实施安全监督管理”；第二十二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鼓励和扶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机械服务组织，推进农业机械化信息网络建设，完善农业机械化服务体系”。在现实需求与政策引导的双重作用下，2004年以来，中国农机服务市场迅速发展，其中尤以跨区服务的发展最为引人注目。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我国农机专业户超过400万个，农机从业人员5128万人，拥有农机化作业服务组织19.2万个；全国农机社会化服务面积超过42亿亩次，占全国农机化作业总面积的2/3左右。
农机服务的发展对于维系粮食生产亦具有重要作用。一方面，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和农业生产成本的提高，使得农户继续种粮的净效益大幅下降。在此情形下，农机服务不仅通过替代农业劳动力，还以其相对较低的价格缓解了粮食生产成本过快上涨的压力，从而起到了维系粮食生产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粮食生产环节的分工可计量特征决定了，其机械化程度显著高于其他农作物品种，从而诱使具有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动机的农户倾向于种粮。罗必良等通过分析小农户的种粮逻辑，发现农机服务的发展将小农户卷入了现代农业分工轨道，倒逼其按照服务供给模式来选择农作物品种，从而出现了小农户自发种粮的现象。而且，农机服务的发展在推动农业生产纵向分工的过程中，还会诱导种植业的横向分工与专业化，进而促使一定区域内的粮食作物走向连片种植。此外，采纳农机服务还有助于提高粮食生产率，这源于农机服务内含的分工深化与专业化特征。
但从近期发展趋势来看，中国农机服务市场不仅呈现跨区作业规模缩小，还出现了本地服务垄断的态势。这一重要转型将如何影响农业要素市场及农业生产经营，尚未得到充分讨论。《中国农业机械工业年鉴》的数据分析表明，中国农机跨区作业面积已从2013年的36719.31khm2降至2020年的19899.67khm2。仇童伟指出，本地服务较跨区服务在识别突发性事件和不确定性上，更具比较优势，这也决定了其在地域性农机服务市场中的竞争优势。这一推断也被李佩和罗必良、郑旭媛等的经验研究证实。利用2017年河南省农户调查数据的分析结果进一步表明，有75.02%、74.12%和73.79%的农户分别采用了本地农机服务组织提供的整地、播种和收割服务，而这些服务组织通常为农地规模经营主体。
从专业性角度来说，从事跨区农机服务的组织具有更专业化的机械投资、更娴熟的操作技能，以及更大的市场规模，这在降低其单位作业成本的同时，还有利于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跨区农机服务还具有价格上的相对优势。然而，农机跨区服务相较于本地农机服务具有更高的供给不确定性。尤其对于小农户来说，其寻找跨区农机服务组织的交易费用过高，加之中国农业的分散化经营特征，农户对于及时性农机服务的需求较高。这意味着，农机跨区服务组织在满足小农户及时性需求方面具有效率上的不足。由此可以推断，农机跨区服务式微可能存在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专业化和大市场所带来的低作业成本优势被破坏，从而引发供给不足。另一方面，满足农户及时性需求的新农机服务类型出现，挤占了农机跨区服务的市场份额。首先，随着农机作业原材料成本的上升，农机跨区服务的单位成本也在增加。例如，国四排放标准的推出，使得农机市场面临新的换机潮，而减排的新要求，也使得农机跨区作业的成本显著增加。加之油价等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在提高农机作业成本的同时可能会降低跨区服务的市场供给。其次，本地农机服务的兴起及其在应对风险不确定性上的优势，使其在区域农机服务市场中更具竞争力，从而可能挤出农机跨区服务。考虑到由全国性政策和原材料价格所引发的跨区服务作业成本上升具有同质性，故本文将关注点放在本地农机服务何以挤出跨区服务及其引致效应上。
从逻辑上来说，农地规模经营缩短了农机装备的资本回收期，补贴政策的实施则降低了农机购置的投资约束，进而强化了农地规模经营主体自置农机的内在激励。为进一步缩短自置农机的资本回收期，农地规模经营主体在完成自营生产作业后，将向周边农户提供兼业化农机服务。鉴于本地服务组织所具有的信息优势和社会网络优势，有可能在降低服务交易费用的同时，造成地域性农机服务市场锁定，诱发本地服务组织对跨区服务组织的挤出，由此呈现组织转型特征。进一步地，由农机服务本地化形成的区域性垄断，在提升服务价格的同时，一方面会诱发农户退出农业生产，另一方面也会激励农地规模经营主体扩大自营农地规模，以提高农机作业频率。由此，服务交易市场转型为农地交易市场。但问题是，相较于跨区服务组织，农地规模经营主体的投资能力相对较弱，这使其对高质量或高价格农机的投资会相对不足。由此引致的后果是，在本地服务组织主导农机服务市场的过程中，有可能出现农机服务质量和农业生产率的双重下降，呈现出新的技术转型特征。由此可见，农机服务市场转型隐含着组织、交易和技术的多重行为发生学意蕴。
然而，现有研究并未将农机服务市场的转型及其多重效应纳入统一分析框架，且对其发生机制也缺乏深入探讨。由此导致的不足是：第一，难以揭示农机服务组织本地化的动因，并由此忽视了土地与服务两类规模经营的内在联系及其结构性调整机理；第二，尚未揭示服务交易向农地交易的转变机制，难以捕捉农业生产纵向一体化的演变趋势；第三，忽略了农机服务市场转型中农业经营效率的阶段性变化，难以对稳定农业经营绩效进行精准施策。
本文试图构建农机服务“组织—交易—技术”转型的统一分析框架，揭示农机服务市场转型的发生机制，并利用2019年江苏、吉林、四川三省村庄、农机服务组织与农户调查数据，实证考察农机服务组织本地化、农地流转交易与农业生产效率的关联效应，由此为理解农业要素市场的相互依存关系及其配套机制设计提供理论与经验参考。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构建农机服务市场转型的“组织—交易—技术”分析框架，阐明农机服务本地化的发生机制及其影响，为理解农业社会化服务内在演化逻辑提供新的视角；第二，与以往探讨农机服务本地化及其价格形成机制的研究相比，本文将农机服务本地化的诱因归纳为政策层面的补贴引导、市场层面的主体转换以及网络层面的关系锁定，从而为理解市场转型的必然性提供洞见；第三，揭示农机服务市场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农业效率变化特征，为精准施策提供预警与依据。
本文剩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特征事实与分析框架，构建农机服务“组织—交易—技术”转型的统一分析框架；第三部分为数据、变量与模型选择；第四部分为实证结果与讨论；第五部分为进一步分析；第六部分为结论与政策启示。
2008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继续落实农机跨区作业免费通行政策”“扶持发展农机大户、农机合作社和农机专业服务公司”。事实表明，农机服务已经在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中国农机总动力已经从2006年的7.25亿千兆瓦增至2022年的11.04亿千兆瓦。《中国农业机械工业年鉴》的数据进一步表明，2021年中国农业机械化服务组织规模达到了19.34万个，从业人数为209.23万人，其中，农业机械专业合作社数量为7.62万个。农业机械户数量达到3947.57万户，从业人数为4678.58万人。最近10多年来，随着农业机械化水平的快速提升与农机服务市场的快速发育，中国粮食生产的机耕率、机播率和机收率均显著提高。
在中国农机服务市场的发展过程中，跨区作业水平持续提高一度引人注目（杨等，2013）。以跨区机收服务为例，2000年小麦、水稻和玉米的服务面积分别为5372khm2、626.02khm2和90.97khm2，到2013年增至14426.7khm2、7696khm2和3251.7khm2，年均增长率分别为7.90%、21.29%和31.67%，发展态势迅猛。但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重要现象是，自2013年之后，农机跨区作业服务总面积从36719.31khm2逐年下降，并减至2020年的19899.67khm2，降幅达到45.81%。这表明，跨区农机服务市场已呈现不断萎缩态势（见表1）。
本文进一步利用课题组2019年苏、吉、川三省的村庄调查数据，描述了村庄内农机服务作业状况（见表2）。结果显示，在2003～2018年期间：（1）来源于村内的机耕服务，其面积占机耕服务总面积的比例从51.54%增至68.92%，呈稳步增长态势；（2）村内水稻机播和机插秧服务面积占水稻机播和机插秧服务总面积的比例分别从37.11%和45.73%增至43.91%和77.46%，玉米机播服务占玉米机播服务总面积比例从41.75%增至72.69%;(3）村内水稻机收服务面积占比从2003年的30.59%增至2018年的36.71%，玉米机收服务的占比则从23.84%增至74.04%。微观数据亦表明，农机服务的本地化发展和跨区服务市场的萎缩，已成为基本趋势。
不仅如此，农机服务本地化还引发了关联要素市场的变化。表3的数据进一步显示：（1）与跨区服务组织相比，只提供本村农机服务的组织具有更高的概率转入农地，且平均农地转入规模也更大。类似地，只提供本村农机服务的组织具有更小的农地转出规模；（2）只提供本村农机服务的组织所经营的农地规模要大于跨区服务组织。上述证据表明，本村农机服务组织具有增加农地经营规模，从事规模化生产的特点，这可能是出于缩短农机投资回收期的需要。
农机服务本地化亦诱发了投资行为的变化。与跨区农机服务组织相比，本地农机服务组织具有更弱的投资能力。相对而言，跨区服务具有规模经济优势，这会使得跨区服务组织的资本回收期更短，从而促使他们投资高质量农机装备。表4的数据显示：与提供跨区农机服务的组织相比，本村农机服务组织具有更低的概率购置进口整地机械和收割机械。其中，由于机收是农机跨区服务的主要业务（见表1），故可以认为本村农机服务组织的机械进口率相对更低。这表明，本地农机服务组织投资了更低质量的农机装备。
农机服务市场发展依赖于供需关系的变化，还可能受到市场分割与区域垄断的影响。尤其考虑到农业生产内含的不确定性，以及跨区服务面临的较高信息搜集成本，本地农机服务在借助熟人网络的信息优势，保障供需匹配方面具有天然优势。加之农地流转市场发展塑造的规模化经营具有降低农机资本回收期的功能，以及政策性补贴对购置农机门槛的降低作用，本地农机服务组织在地域性农机服务市场中具有多重竞争优势。除了将经营资本转化为服务资本外，提高农机使用频率的方式还包括增加自营农地规模，这是经营能力与作业规模匹配的重要选择。但无论是提供农机服务，还是增加农地经营规模，都以经营能力与作业规模匹配为基础，这就决定了较低的农机使用频率会限制本地高质量农机的投资。一方面，相对较弱的投资能力决定了本地服务组织难以像跨区服务组织那样投资昂贵的农机装备。另一方面，较小的自营农地规模及可服务范围，也使得本地服务组织的作业频率比跨区服务组织的作业频率低得多，从而造成资本回收期相对较长。由此可见，农机服务市场转型是从组织类型的涨落开始，逐步延伸至交易标的和农机质量的变化。前者反映为种植业结构调整，后者则反映为农业生产率调整。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农业机械工业年鉴》；统计资料未提供2014年和2017年数据。
注：数据来源于课题组2019年开展的苏、吉、川三省调查；上述数值均由本村提供的机械服务面积占村庄机械服务总面积的比例计算得出。
注：数据来源于课题组2019年开展的苏、吉、川三省调查；表3中的服务指的是机耕和机收服务（因问卷中未询问机播服务）；无论是为何种农作物提供跨区农机服务，均归入提供跨区服务。
(1）农机服务本地化的组织转型。本文中的农机服务组织转型是指跨区农机服务组织向本地农机服务组织的转变。正如罗必良、仇童伟和罗必良所指出的，从跨区作业转向多中心本地服务供给是农业社会化服务市场发展的重要历程。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本地服务供给在服务要素供给信息不对称，尤其是在农时具有季节性且不可逆的情形下，更具降低服务交易费用的优势。对于小农户来说，自置农机装备面临规模不经济和投资约束两方面的障碍。然而，一方面，农地流转市场的发展在培育农地规模经营主体的过程中，提高了自置农机的规模经济性，并降低了自置农机的资本回收期。另一方面，政策性补贴降低了农户自置农机的门槛。随着对农地规模经营主体政策帮扶力度的加大，自置农机的投资约束开始下降。加之农地经营规模扩大具有缩短资本回收期的作用，自置农机将成为农地规模经营主体的重要选择之一。
注：数据来源于课题组2019年开展的苏、吉、川三省调查；机械为原装进口，赋值为1，否则为0。
在农地规模经营主体完成自置农机，且农机作业能力大于自营作业需求的情形下，为进一步缩短资本回收期，他们将向周边农户提供兼业化农机服务。其原因在于，农机作业效率取决于作业面积、作业频率和作业连续性。假定农机服务市场是自由竞争且信息完全的，那么在控制作业质量后，跨区农机服务和本地农机服务的单位价格将趋同。由于跨区作业具有作业面积、作业频率和作业连续性等方面的比较优势，此时跨区农机服务仍将占据主要市场份额。然而，农业经营的分散性与不确定性决定了农机服务市场不仅是不完全的竞争，而且具有显著的地域分割特征。在信息搜集成本过高，且单个农户无法承担该费用的情形下，采纳本地农机服务是农户应对风险不确定性、降低服务交易成本的重要策略选择。加之村庄社会具有的地缘优势和熟人网络，信息的内部搜集费用相对更低，延误农时造成的经营性损失也将进一步下降。因此，在农机服务本地化成为趋势后，很可能出现地域性农机服务市场的锁定，这是基于村庄信任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并应对跨区作业不稳定的必然结果。
如图1所示，农机服务组织转型的逻辑在于，政策性补贴降低了农户自置农机的投资约束，农地流转市场的发展则使得农户经营规模得以扩大，并由此缩短了自置农机的投资回收期。为进一步缩短自置农机的资本回收期，农地规模经营主体将向周边农户提供兼业化农机服务。由于本地农机服务嵌套于熟人网络之中，具有信息识别的比较优势，这为缓解农时延误造成的经营性损失提供了解决方案。尤其考虑到农业经营的分散性和不确定性，跨区农机服务的较高交易费用使其在地域性农机服务市场中处于不利地位。相反，熟人网络的交易费用降低功能与本地农机服务的即时性，会使得维持长期合作关系成为必需，从而造成地域性农机服务市场的内部锁定，呈现农机服务本地化的组织转型。
(2）能力与规模匹配的交易转型。农机服务组织转型得以形成的一个重要前提是，本地农机服务市场容量不会在短期内出现明显下降。当然，还要假定提供本地服务的净利润大于转入农地进行自营农业的净利润。否则，本地农机服务组织将优先选择转入农地而非提供农机服务。因此，农机服务组织转型引致的结果是，本地农机服务组织会依据经营能力与服务规模或农地规模来调整自营农地规模。当提供本地服务的净利润大于转入农地进行自营农业的净利润，且本地农机服务市场需求充足时，自置农机的农地规模经营主体会在保持农地经营规模基础上，在农机作业能力范围内尽可能为本地农户提供服务；当本地农机服务市场容量出现下降，且农机作业能力超过作业需求（包括自营需求和服务需求）时，自置农机的农地规模经营主体将转入农地，以匹配农机作业能力。
实际上，本地要素市场的变化和农户退出农业生产的趋势，正在提高农机服务供给的不稳定性。一方面，农村劳动力大规模非农转移致使农业生产的机会成本大幅增加，由此造成农地抛荒现象蔓延。另一方面，仇等研究发现，农机服务市场的发展正在促使小农户退出农地经营。可能的原因在于，农机服务价格上涨造成了农业经营成本增加。尤其考虑到本地服务价格较跨区服务价格更高，农机服务组织转型可能诱使更多农户退出农业生产，从而减少农机服务市场容量。这些变化使得本地农机服务组织不得不扩大农地流转规模，以匹配其农业经营能力和提高农机使用率，从而实现经营利润最大化。
除了农机服务市场容量缩减所诱发的本地农机服务组织能力与规模的再匹配外，本地农机服务组织增加农地转入规模的原因还在于，增加农地经营规模有助于提高农业经营的总收益。尤其在自营农地净利润大于服务供给净利润时，增加自营农地规模具有自发性。尽管主流文献在农地经营规模与农业生产率的关系上存在争议，但由农地规模扩大所引致的农业经营总利润增加依然是农地规模经营主体追求的目标。然而，从周边农户转入农地必然意味着本地农机服务市场容量的缩小，从而呈现农机服务市场交易向农地流转市场交易的转型特征。
如图2所示，农机服务交易转型实际上是其组织转型引致的结果，且以本地农机服务组织的能力与规模的匹配作为诱因。在多重因素引发本地农机服务市场容量萎缩后，本地农机服务组织较高的农业经营能力，会促使其从服务交易转向农地交易。如果考虑自营农地的净收益大于服务供给净收益的情形，那么组织转型将自发诱导交易转型（从服务产品交易转为土地要素交易）。无论是基于何种路径，农机服务交易转型均是本地农机服务组织能力与规模的再匹配过程，并可能诱发农业生产纵向一体化。
(3）低水平均衡决定的技术转型。农机服务组织转型引致的另一个后果是，由于本地服务组织投资能力和企业家精神的不足，可能会降低其自置农机的质量。正如表4所示，跨区农机服务组织具有更高的进口农机购置率，且其机械价值更高，而普通农户自置的农机一般为国产农机具，价格虽然较低，但工艺水平与进口农机相比存在较大差异。以水稻收割为例，久保田收割机的平均产量损失率在3%到5%之间，而国产收割机的损失率不低于8.47%。此外，国产收割机还存在不间断运转时间短、故障率高等特点。对于跨区农机服务组织来说，较大的作业面积以及赶农时等约束，使其不得不投资更高质量的农机装备，以减少故障率并提高机械连续运转时间。对于本地农机服务组织来说，一方面，投资能力不足限制了其购置高质量农机。另一方面，较小的自营农地规模和农机服务市场容量使得高质量农机的资本回收期过长。
农机服务本地化诱发的企业家精神不足，也是诱发农机装备质量低水平均衡的重要原因。一方面，本地农机服务组织多为普通农户扩大农地规模过程中形成的非专业化服务组织，较少具备从事专业化服务供给的经验与能力。另一方面，与跨区服务组织的市场拓展不同，本地农机组织囿于地域性市场锁定，缺乏竞争压力，难以内生出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的不足决定了本地农机服务质量难以提高，农机装备投资难以增加，从而呈现技术转型特征。
如图3所示，随着农机服务组织转型，投资能力和企业家精神不足的本地农机服务组织，将诱发低质量农机装备对高质量农机装备的替代，并可能在地域性市场锁定的情形下造成低水平均衡。农机服务技术转型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农业生产率的变化。第一，作业过程中造成的收获损失或损耗；第二，与农作物生长相关的要素质量问题。例如，翻耕质量造成的土壤蓄水能力和土壤含氧量或透气性差异等。低质量农机装备呈现的作业特点是，收获损失率较高且作业质量较差，由此易造成农作物生长和收获环节的双重效率损失。简而言之，在农机服务发生组织转型，且地域性市场面临垄断时，农机服务技术转型将随之发生，并可能诱发农业生产率的阶段性下降。事实上，提升农机装备质量已成为政策关注的重点。
综上所述，农机服务本地化缘于政策层面的补贴引导、市场层面的主体转换以及网络层面的关系锁定。具体而言，由于农机购置补贴与农地经营规模的扩大，使得规模经营主体自置农机的成本下降，从而诱发本地农机数量的增加。农业经营的分散性和高信息成本，使得农机服务内生于本地社会关系网络之中。但在农业经营成本不断提高、小农户逐步退出农业生产以及农机作业需求规模萎缩等约束下，自置农机的规模经营主体将在提供农机兼业化服务过程中扩大农地经营规模，以应对本地逐渐缩小的农机服务需求。然而，随着农机服务本地化以及农机购置补贴的偏向性，农机服务本地化可能伴随大量低质量农机的出现，相较于农机跨区服务，其作业效率会显著下降，从而呈现农业经营效率的阶段性下降。如果考虑自置农机的规模经营主体所实施的农地市场化流转，那么在租金诱发农业成本提高的过程中可能促使农地“非粮化”的发生，呈现出农业要素市场与种植业结构调整的联动效应。三者的关系及其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如图4所示。
要特别提及的是，农机跨区服务式微并不意味着其会彻底消失。例如江苏等农机服务大省，在政府统筹支持、农机服务主体参与、社会服务网络搭建等多重努力下，作业线路与市场范围相对稳定的农机服务仍以跨区服务为主。这不仅源于其农机投资的资产专用性与服务供给能力，也源于其较低的服务价格、较强的专业性以及更高的作业效率。另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在于，区域性农机服务网络的形成，会诱导农地规模经营主体采取订购农机跨区服务的方式，这也将使得农机跨区服务可能长期存在I3。相反，难以形成超大规模农地经营，且难以与农地跨区服务组织形成稳定合作关系的区域，将面临严重的服务供给不确定性，从而容易内生出本地服务，以提高应对风险不确定性的能力，并保证农业生产效率I4。由此可以推断，在交易成本与作业成本的双向作用下，我国的农机服务可能出现跨区服务与本地服务并存的市场格局。
本文数据来自课题组2019年开展的对江苏、吉林、四川319个行政村的问卷调查。抽样方法如下：第一，综合考虑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分布和作物种植类型等，选取江苏、吉林和四川作为样本省份；第二，基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样本省份内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方法选取3个地级市，每个地级市随机抽取1个县（市、区），每个县随机抽取2个乡镇，最终共抽取11个县28个乡镇；第三，对样本乡镇中的所有行政村进行普查，共计319个村庄；第四，在每个样本乡镇中随机抽取18个从事农业生产性服务的组织或个体进行入户访谈I6；第五，从每个样本乡镇的18个服务组织或个体中随机抽取8～10个，从其服务的本村农户中随机抽取3～4户进行问卷调查，调查内容包括农户的家庭生产经营状况以及外包服务情况等。具体的抽样说明，可参见郑旭媛等的研究。
应该说明的是，上述抽样并非根据本研究主题专门设计的，其是否能够较好地捕捉农机服务市场发展状况需要着重讨论。首先，江苏农机对外跨区作业在全国规模最大，历史最久，且配套政策最多。江苏也是全国最早开展“南机北调、跨区会战”的典型。从表5的数据来看，尽管2021年江苏本省的农机跨区作业面积低于河南、安徽、山东，但江苏的农业机械服务从业人数达到了46.25万人，远高于河南、安徽、山东的14.74万人、11.70万人和20.94万人。同时，江苏拥有的农业机械专业合作社数量为35.15万个，明显高于河南、安徽、山东的11.91万个、8.21万个和14.41万个。此外，江苏拥有农业机械原值20万以上的机构数是4个省份中最高的，且其他省份。更多的事实表明，江苏有着强大的跨区作业能力。2022年《中国农业机械工业年鉴》数据显示，2021年全国跨区机收面积为2.077亿亩，而《关于江苏省联合收割机购置和应用情况的调研报告》中推测江苏当年联合收割机省外跨区作业量约为1.9亿亩，约占全国跨区机收面积比例的91.48%。近年来，江苏每年参加跨区作业的联合收割机和插秧机数量超10万台，足迹遍布全国20多个主要产粮省（区、市），时间跨度长达8个多月，跨区作业总收入超过44亿元。通过比较4个省的“十四五”农业机械化发展规划也可以发现，“十三五”期间江苏的农业机械服务主体规模最大、财政支持力度最大，且已经实现服务领域由单一环节服务向全程服务拓展，由单纯农业机械作业服务向农业产业化生产经营融合服务发展。进一步对比分析江苏与其他省份2015～2021年农业机械服务从业人数和农业机械专业合作社人数的变化趋势，可以发现，江苏历年的农业机械服务从业人数和农业机械专业合作社人数均居全国第一，且二者不断下降，并与全国整体变动趋势保持一致，能够较好地反映全国农机服务市场的发展趋势。上述证据表明，尽管江苏自身的机收面积和跨区作业面积并不是最高的，但其农机服务产业的发展规模居全国前列，且农机对外省的跨区作业在全国规模最大，使得江苏作为样本区域更具代表性和问题分析的前瞻性。
其次，吉林和四川可以发挥“校正”作用。作为江苏的对照区域，吉林和四川均为粮食主产区，能够较好地反映粮食主产区的农机服务发展状况。表6数据显示，2022年吉林粮食播种面积占比略低于黑龙江，但明显高于辽宁；2022年吉林粮食播种面积增幅为1.12%，高于黑龙江和辽宁。吉林粮食生产功能区面积占耕地总面积的比例为57.79%，明显高于其他两省。此外，作为国家重要商品粮基地，吉林用全国4%的耕地，产出了6%的粮食，提供了10%的商品粮；主要农作物综合机械化率94%，高出全国20个百分点。因此，以吉林作为东北地区的代表具有合理性。同样作为粮食主产区的四川，其近年粮食产量增速明显高于全国粮食产量增速，且其比江苏和吉林具有更紧张的人地关系和耕地细碎化程度。表6数据显示，四川户均耕地面积为5.10亩，显著小于全国平均水平的7.11亩。从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占比来看，四川也要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其2022年的粮食播种面积增幅却要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说明四川近年正在加快提升粮食生产能力。因此，选择四川作为样本省份既能够较好地反映西南地区的耕地资源禀赋和粮食生产状况，又能够代表粮食播种面积占比较低但增速较快地区的特征。综上所述，本文调查区域既具有农机对外跨区作业的代表性，也具有粮食主产区代表性，还具备不同农业资源禀赋和区位特征的代表性。
此外，选择上述数据作为本文分析素材的原因还在于，其能够较好地满足本文研究对农机服务组织、农机装备质量以及农机使用主体行为特征等信息的需求。具体而言，该数据的优势在于：第一，其是针对农机服务的专项调查，问项涉及农机服务使用主体、农机服务供给主体以及村庄农机服务发展状况等信息，较目前公开的大型数据库更具针对性；第二，该数据包含农机服务供给主体详细的服务供给方式、农机装备特征，以及农机服务供给主体与对应的被供给主体的匹配数据，这是已有文献所用数据所不具备的。因此，该数据能够较为准确地同时刻画农机服务市场在“组织—交易—技术”3个维度的演变。
注：数据来源于2022年《中国农业机械工业年鉴》。其中，农机跨区作业面积是指各省接受跨区外包服务所实际完成的作业面积，但不能反映各省自身的跨区作业能力。
如表7所示，调研样本最终覆盖11个县（市、区）、28个乡镇、319个村庄、504家农业生产性服务组织或个人以及1110户购买外包服务的农户。剔除关键变量缺失的样本后，本文使用的样本涵盖了319个村庄、472家农机服务组织和1030户农户。尽管本文最终使用样本量较调研样本量出现下降，但减少量相对有限。作者也比较了使用样本与剔除样本的基本特征，发现其家庭人口规模、户主特征和家庭经济特征并不存在显著差异，即本文所剔除样本为随机截取，并不影响样本代表性。
注：数据分别来源于《国家统计年鉴》（2023）、各省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的“两区”工作方案、《中国农村政策与改革统计年报2022》等。
本文的主要变量涉及服务组织、服务购买者和村庄3个层面。
在考察农机服务组织转型时，以农机服务组织本地化水平来反映不同服务组织作业半径；在考察农机服务交易转型时，以农机服务组织转入农地和农地转入率来识别不同服务组织在增加自营农地上的区别；在考察农机服务技术转型时，以农机服务组织拥有的农机价值以及进口农机数来反映其机械装备质量。此外，农机服务组织是否从事跨区服务，被用来判断农机服务组织的类型。《管理世界》网络发行版附录附表3中给出了以农机服务组织作为分析对象时的控制变量，包括农地经营面积、户主性别、户主种地经验、户主受教育程度、户主是否办过企业、家庭抚养比例、家庭非农就业比例、家庭汽车数量、家庭农机数量。《管理世界》网络发行版附录附表5中的村庄特征变量也将在实证中加以控制。
在分析农机服务技术转型时，以农机服务购买方的农地产出率作为技术转型的代理变量。此外，农户是否购买跨区农机服务和跨区收割服务将被作为主要自变量使用25。《管理世界》网络发行版附录附表4中给出了以农机服务购买方作为分析对象时的控制变量，包括农地经营面积、户主性别、户主受教育程度、户主种地经验、家庭地块坡度、家庭地块肥力、家庭农作物类型、家庭汽车数量、家庭抚养比、家庭非农就业比例、家庭农业技术培训。《管理世界》网络发行版附录附表5中的村庄特征变量也将在实证中加以控制。
在考察农机服务组织转型时，以农机购置补贴政策26、农地流转市场发展状况和村庄熟人关系网络27作为主要自变量。其中，熟人关系网络反映了服务交易费用降低的可能性。显然，社会关系网络越紧密，内部交易的成本会越低，信息传递也更顺畅，也更有利于减少农业经营的预期损失（李佩、罗必良，2022；郑旭媛等，2024）。在考察村庄农地“非粮化”时，以村庄本地化农机服务水平作为主要自变量。《管理世界》网络发行版附录附表5中给出了村庄控制变量，包括村庄农业劳动力老龄化水平、村庄农地总面积、村庄农地细碎化水平、村庄坡地占比、村庄企业数量、村庄经济发展水平、村庄农机跨区服务状况、村庄种植类型等。实证分析中主要变量的定义与描述见表8。
注：数据来源于课题组2019年开展的苏、吉、川三省调查。
本文旨在探讨农机服务市场转型的内在形成机制。为此，首先考察农机服务组织转型的形成逻辑。根据前文理论分析，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农地流转市场发展状况和村庄熟人关系网络是诱发农机服务本地化转型的关键。为此，识别如下模型：
注：限于篇幅，表8仅描述统计了后续分析中的核心变量，其他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详见《管理世界》网络发行版附录附表3～附表5。
式（1）中，Mz表示农机服务组织本地化水平。Tv表示影响农地服务本地化的关键因素，包括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农地流转市场发展状况和村庄熟人关系网络；Xz表示控制变量。β0为常数项，β1和β2为待估计系数。ε为随机扰动项。
其次，本文探讨农机服务组织转型引发的交易转型，旨在揭示农机服务组织本地化是否具有扩大自营农地规模的倾向。为此，识别如下模型：
式（2）中，Land＿inz为农机服务组织的农地流转行为，由是否转入农地和农地转入率共同刻画。Cz表示农机服务组织是否从事跨区服务。κ0为常数项，κ1和κ2为待估计系数。
再者，本文进一步考察农机服务技术转型，旨在揭示农机服务组织本地化是否会诱发服务组织农机装备质量和农户农业生产率的改变。为此，识别如下模型：
式（3）和式（4）分别从农机服务组织和农户两个层面考察了农机服务组织转型对农机装备质量和农业生产率的影响。其中，Qz表示农机服务组织的农机装备质量，由农机服务组织进口农机数和农机价值共同刻画；Pi表示农户的农地产出率。Cz表示农机服务组织是否从事跨区服务；M＿adopti表示农户的农机服务采纳情况，由农户是否购买跨区农机服务或跨区农机收割服务表征。ϕ0和ψ0为常数项，ϕ1、ϕ2、ψ1和ψ2为待估计系数。
式（1）～式（4）的估计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一方面，农地流转与农机服务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这是因为，农地流转可以促进农地经营规模扩大，从而造成经营规模较大农户采纳更多农机服务；农机服务的存在缓解了农户扩大农地经营规模的资本约束及劳动约束，具有促进农地流转的作用。另一方面，农机服务与农机装备质量及农地生产率也可能存在反向因果问题。其原因在于，农机服务组织机械装备的差异，会使得他们从事不同类型的服务供给。类似地，农地产出率的差异也会决定农户是否采纳农机服务以及采用什么类型的农机服务。
为此，本文拟采用工具变量法来估计式（1）～式（4）。首先，村庄农地流转需要村委或乡镇审批的天数被作为农地流转市场发展状况的工具变量。其原因在于，农地流转审批属于政策变量，是上级政府的政策干预，对于村庄农地流转而言具有外生变量属性。同时，农地流转审批政策会直接影响村庄农地流转状况，进而决定农地规模经营主体的服务供给行为，满足工具变量的排他性假设；其次，本乡镇从事跨区服务的农机服务组织占比被作为农机服务组织从事跨区服务的工具变量。其原因在于，农机跨区服务一般由同一区域内农机服务组织成群结队开展，其本质是借助社会网络实现信息互通和跨区过程中的相互帮扶。乡镇内从事跨区服务的组织越多，农机户开展跨区服务的交易成本越低。对于农机服务组织而言，跨区服务的网络会影响其跨区决策，进而才会影响其农机购置与农地配置；再者，村庄本地农机服务占比被作为农户农机服务采纳的工具变量。其原因在于，农户采用本地或跨区农机服务组织受到本地服务市场发展状况的直接影响。而且，农机服务市场的发展需要通过影响农户的农机服务决策，才能够影响其农业生产率，即工具变量满足排他性假设。另外，在控制了一系列村庄特征变量后，可以缓解该工具变量不外生的情况。
此外，本文还将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和村庄熟人关系网络两个变量作为外生变量使用。首先，参考盛等的研究，国家政策被视为外生变量。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的实施，往往是从中央到地方的逐步推进过程，并不会受农机服务本地化发展的影响。实际上，该政策是针对所有农机购买方的，具有普遍性；其次，参考徐和姚、仇童伟和罗必良的研究，村庄熟人关系网络变量被作为外生变量使用。一个关键的原因在于，村庄宗亲网络是历史上人口迁徙和自然灾害冲击的结果，并不会受到当前社会环境的严重影响。仇童伟和罗必良还发现，农村户籍人口迁移户口并离开户籍所在地的比例很低，这就决定了村庄人口的姓氏结构是相对稳定的，从而避免了村庄熟人关系网络与农机服务本地化间因遗漏变量而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表9汇报了式（1）的模型估计结果，即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农地流转市场发展状况和村庄熟人关系网络对农机服务组织转型的影响。首先，杜宾-吴-豪斯曼检验结果显示，农地流转市场发展状况与农机服务组织本地化水平的关系受到内生性的影响；其次，弱工具变量检验结果表明，以村庄农地流转需要村委或乡镇审批的天数作为农地流转市场发展状况的工具变量并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由于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和村庄熟人关系网络被视为外生变量，故采用OLS模型估计。
表9的估计结果显示，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农地流转市场发展状况和村庄熟人关系网络均显著正向影响农机服务组织本地化水平。表9还将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农地流转市场发展状况和村庄熟人关系网络纳入同一个模型估计，估计结果与各变量独立估计时的结果基本一致，即式（1）并不存在遗漏变量问题。事实上，普通农户购置农机装备往往面临着资本约束和经营规模不足引发的不经济问题。由此，一方面，农机购置补贴缓解了普通农户的资本约束；另一方面，农地流转市场发展催生了大量的规模经营主体，而农地经营规模的扩大使得他们具备了自置农机的规模经济性。随着农地规模经营主体自置农机，为进一步缩短农机装备的资本回收期，他们将向周边农户提供本地农机服务。
要特别强调的是，与跨区农机服务相比，本村农地规模经营主体提供的农机服务是嵌套于熟人关系网络之中的。这既保证了农机服务供给的即时性，又有利于降低农机服务搜寻成本。此外，熟人网络内部的服务供需是嵌套于长期的信任关系之中的，往往较跨区的一次性服务更为稳定，这也决定了本地农机服务较跨区农机服务更可能在局部市场中占据主导，从而出现农机服务组织转型特征。
表10汇报了式（2）的模型估计结果，即农机服务组织转型对其交易转型的影响。首先，杜宾-吴-豪斯曼检验结果表明，农机服务组织的跨区服务决策与农地流转决策的关系是内生的；其次，识别不足检验的结果表明，采用本乡镇从事跨区服务的农机服务组织占比作为农机服务组织跨区服务决策的工具变量并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
表10的估计结果显示，农机服务组织从事跨区服务会抑制其转入农地，并降低其农地转入率。这意味着，从事本地服务供给的农机服务组织更倾向于转入农地。上述证据表明，随着农机服务组织转型，本地农机服务组织将活跃农地流转市场，并促进以之为主体的农地规模经营。不仅如此，扩大自营农地规模也是减少资产闲置、提高农机使用频率的重要手段之一，且可以获得规模经济报酬。
已有研究表明，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和农地流转市场化，往往会使得小农户倾向于转出农地，甚至会诱发小农户退出农业生产。这些证据均表明，外部环境的变化在减少小农户自营农地规模的过程中，会压缩本地农机服务的市场容量，这就使得本地农机服务组织需要重新匹配经营能力与作业规模而转入农地，并诱导服务交易向农地交易的转变。如果这种趋势持续发生，那么农地流转市场与农机服务市场将出现地域内的消长与锁定，并推动农业生产纵向一体化发展。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村庄层面的聚类标准误。其余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略，如有需要可与作者联系。
表11汇报了式（3）和式（4）的模型估计结果，即农机服务组织转型对其技术转型的影响。首先，杜宾-吴-豪斯曼检验结果显示，农机服务组织从事跨区服务与农机服务组织进口农机数及农机服务组织农机价值存在内生关系。农户购买农机跨区服务和农户购买农机跨区收割服务与农地产出率也存在内生关系；其次，弱工具变量检验结果表明，采用本乡镇从事跨区服务的农机服务组织占比作为农机服务组织跨区服务决策的工具变量、采用村庄本地农机服务占比作为农户农机服务采用决策的工具变量，均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村庄层面的聚类标准误。
表11的估计结果显示，与本地农机服务组织相比，跨区农机服务组织倾向于购置更多的进口农机，且其农机价值也更高。这反过来说明，随着农机服务组织转型，本地农机服务市场中的农机质量会出现下降。进一步地，农户购买跨区农机服务及购买跨区农机收割服务，均显著提高了他们的农地产出率。这意味着，如果农户普遍采纳本地农机服务，那么较低的农机装备质量有可能造成农地产出率的下降。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村庄层面的聚类标准误。
实际上，农地规模经营主体与专业化农机服务组织相比，往往具有投资能力不足、作业范围有限等特点，这就决定了他们既难以投资高质量和高价格的农机装备，又无法通过跨区作业来有效缩短资本回收期。加之农机装备补贴的导向性，使得农地规模经营主体倾向于购置质量水平相对较低的农机装备。由此引发的结果是，在本地农机服务占据农机服务市场份额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农户采纳的农机服务质量也会相应下降，从而抑制农地产出率的增长。其中，影响最大的应该是农作物收获环节。相关数据显示，粮食仅仅在收获环节就损失了4%。如果考虑国产收割机和进口收割机的作业质量差异，那么制造工艺相对较弱的国产农机装备可能造成更大的粮食损失。由此可见，当前最为重要的任务之一是要加快提升国产农机装备的质量，稳定农机服务市场组织转型过程中农业生产率的基本盘。
众所周知，不同农作物品种表达的经济学含义存在显著差异。例如，与种植玉米或小麦相比，种植水稻的环节更为复杂，对劳动协作的要求更高，由此形成了南方水稻种植区更强的血亲网络。显然，不同农作物种植规模既可能影响血亲网络，也会影响农机服务的发展。另外，对于种植不同农作物，其成本收益及所需要机械装备都存在明显差异，这会影响农地流转与农机装备的补贴标准。为此，《管理世界》网络发行版附录附表6在表9基础上，进一步引入了村庄水稻和玉米的播种面积。估计结果显示，在控制了村庄水稻和玉米的播种面积后，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农地流转市场发展状况和村庄熟人关系网络仍显著正向影响农机服务组织本地化水平，这与表9的估计结果一致。这说明，本文估计结果具有稳健性。
农地规模经营主体在自置农机后，往往具有进一步扩大自营农地规模以缩短投资回收期的倾向。与传统的依靠熟人网络和关系资本的人格化交易不同（戴宁格尔、金，2009；王等，2015；马等，2015），农地规模经营主体的农地租赁行为以经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可能诱发流转“差序格局”的撕裂（仇童伟、罗必良，2022）。由此，本文进一步关注农机服务组织转型是否会推动农地流转的市场化。参考仇童伟等（2019）的研究，本文采用农地流转合同来反映农地流转市场化水平。考虑到2019年苏、吉、川中的农户调查缺乏农地流转合同变量，故此部分采用课题组2017年对河南省农户调查的数据。关于该数据的详细信息，可参考仇等（2021b）的研究。
表12中构建了农机服务本地化水平变量，即采用农机服务村庄中的农户采用本地农机服务的作业面积占总作业面积的比例的均值加以衡量；农地流转合同如果是书面合同，取值为1，否则为0。另外，表12也引入了其他控制变量29。由于农机服务本地化水平与农地转出合同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故采用村庄地形和村庄是否存在农地规模经营主体作为工具变量。作为村庄地形变量，它们不会受到农地转出合同的反向影响。农地服务本地化水平则是指由本地农地规模经营主体提供的服务水平，其与农地规模经营主体的存在以及村庄自然特征紧密相关。
表12的估计结果如下：首先，杜宾-吴-豪斯曼检验结果显示，村庄农机服务市场发展与农地转出合同的关系面临内生性挑战。弱工具变量检验结果表明，表12采用的工具变量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过度识别检验表明，表12采用的工具变量对于农地转出合同变量而言，具有外生变量特征。其次，农机服务本地化水平在5%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农地转出合同。这表明，随着农地规模经营主体提供的兼业化服务在农机服务市场中占据份额的增加，农地流转市场交易的契约化水平也会相应提高，由此形成两个市场的联动。再结合表7的估计结果，农地流转市场化会进一步促使农地规模经营主体自置农机，并扩大自营农地规模，从而加快农业生产纵向一体化。
农机服务市场转型除了会诱发农地流转市场化，也可能对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产生影响。从逻辑上来说，随着农地规模经营主体自置农机，并实施农地市场化流转，小农户会在租金收益的吸引下转出农地，并将家庭剩余劳动力投入非农部门，即农机服务市场发展会促使小农户退出农业生产。我们的前期研究表明，农地流转市场化会吸引家庭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由此引发的问题是，在农机服务本地化过程中，农村劳动力到底会如何配置呢？为此，表13利用家庭非农劳动力规模来反映家庭劳动力的配置状况。具体变量、估计方法与表11中的一致。
表13的估计结果如下：首先，杜宾-吴-豪斯曼检验结果显示，农户购买农机跨区服务与家庭非农劳动力规模的关系面临内生性挑战；弱工具变量检验结果表明，表13所用工具变量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其次，与购买农机跨区服务的农户相比，购买本地农机服务的农户具有更多的家庭非农劳动力，即农机服务本地化会诱发农村劳动力的非农转移。其原因在于，农机服务本地化既诱发了小农户转出农地，又促使农地规模经营主体实施市场化流转。由此可见，农机服务市场、农地流转市场和农村劳动力市场是联动的，农机服务市场转型会诱发其他两个市场的结构性调整。
表11指出农机服务本地化会降低粮食生产率，那么其是否会加剧农地“非粮化”呢？从逻辑上来说，随着农机服务本地化诱发农户转出农地，农地经营规模的减少会促使农户经营目标从利润型转向自给型。对于自给型农户来说，他们会在保证口粮基础上，进行多样化经济作物的种植，以降低家庭购买蔬菜等经济作物的成本（仇童伟、彭嫦燕，2023）。表12的结果也显示，农机服务本地化会提高农地流转市场化水平，仇童伟和罗必良（2022）的研究表明，农地流转市场化会诱发农地“非粮化”。由此可见，农机服务本地化或许会加剧农地“非粮化”。为验证该推断，表13引入了村庄农地“非粮化”（即村庄层面非粮作物播种面积占总播种面积的比例）作为因变量30。考虑到村庄本地化农机服务水平与村庄农地“非粮化”存在内生关系，故采用本乡镇内其他村庄本地化农机服务水平的均值，作为村庄本地化农机服务水平的工具变量。
注：***和**分别表示在1%和5%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村庄层面的聚类标准误；数据来源于2017年河南省农户调查。
估计结果如下：首先，杜宾-吴-豪斯曼检验结果显示，村庄本地化农机服务水平与村庄农地“非粮化”的关系面临内生性挑战；弱工具变量检验结果表明，表13中估计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其次，村庄本地化农机服务水平在10%显著水平上正向影响农地“非粮化”。这表明，随着农机服务的本地化发展，村庄农地“非粮化”种植倾向会越发明显。由此可见，中国农机服务市场转型不仅会造成粮食生产率的下降，还可能在活跃农地流转市场的过程中加剧农地“非粮化”，这是亟待正视的问题。
注：***和*分别表示在1%和10%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村庄层面的聚类标准误。
在表9中，笔者指出村庄关系网络决定了农机服务供给的即时性。这意味着，农业生产的生命节律、农时特性以及对气候的高度依赖性，决定了发展本地化农机服务，能够改善农业作业服务的可获性、及时性并应对自然灾害的频发。参考刘波等（2021）的做法，本文在表14中引入了“区县近50年年均降水量波动性”和“区县近50年年均气温波动性”两个变量来衡量气候冲击。其原因在于，在现实中，五十年一遇或百年一遇的气象波动更受关注。在样本数据允许的情况下，可将滞后期窗宽设定为50年。降雨量和气温的波动性采用历史数据的方差加以衡量，以消除量纲的影响并刻画气候波动状况。气候变量的原始数据则来自全国气象观察站。表14的估计结果显示，区县近50年年均降水量波动性和气温波动性均在10%显著水平上正向影响农机服务组织本地化水平。由此表明，农机服务本地化发展很大程度上源于农业生产的不稳定性，以及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的冲击。可见，应对自然风险的不确定性，也是农机服务组织本地化的重要诱因，是村庄农户的理性选择。
将小农户家庭经营卷入现代农业分工，以农业社会化服务替代传统生产要素投入成为了当前农业农村工作的重点，并由此形成了“农地规模经营+服务规模经营”双轮驱动农业规模经营的发展新格局。然而，目前农机服务市场呈现出本地服务对跨区服务的挤出效应，这将对农业要素市场及农业经营绩效产生何种影响值得关注。为此，本文利用2019年江苏、吉林、四川三省调查数据，考察了农机服务组织转型的成因，以及对交易转型和技术转型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农地流转市场发育与跨区农机服务的交易费用，诱发了本地农机服务组织的活跃，并导致跨区农机服务组织的式微，呈现出组织转型特征。与组织转型相关联，本地农机服务组织转入农地的可能性和农地转入率均显著提高，呈现出服务交易诱导农地流转的交易转型。可见，中国农业的要素市场发育已经呈现出这样的趋势，即从最初的农地流转市场，生成跨区外包服务市场，进一步转型为本地服务市场发育，并反过来又诱导农地流转市场的扩展。因此，农业要素市场具有阶段性的转型特征。值得注意的是，农机服务组织转型还伴随着农机装备质量和价值的下降，并抑制了农地产出率的提升，呈现技术转型特征。应该警惕的是，农机服务本地化在提高农地流转市场化水平、促进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的同时，还诱发了粮食播种面积占比的下降。
基于上述发现，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把握市场转型的阶段性，强化政策调整的精准性。鉴于农业要素市场发育所具有的阶段性转型特征，有必要匹配差异性的政策支持手段。具体来说：第一，在农业劳动力非农转移引发人地关系松弛的情形下，政策的重点在于诱导农地的流转与适度集中；第二，在农地市场发育的同时，政策的重点在于鼓励连片种植，并积极搭建跨区服务的交易平台；第三，在跨区服务交易面临交易风险与不确定性时，应该鼓励规模经营主体扩大土地经营规模，支持农机购置与本地化服务，并强化监督与服务规范，提升服务质量。坚持“农地规模经营+服务规模经营”双轮驱动，并根据转型过程中的市场短板进行相机决策与精准施策，应该是基本的政策取向。
(2）因地制宜发展跨区服务与本地服务，发挥两种类型服务比较优势。农机服务本地化发展具有其必然性与合理性，但这并不否认跨区服务的专业优势和规模优势。尤其对于江苏等长期发展农机跨区服务，并形成组织优势和存量优势的地区，推进其对外跨区服务的发展对于稳步提升全国粮食主产区的作业效率具有重要意义。因此，一方面需要通过支持引导，完善配套政策，提升农机跨区服务技术质量，构建稳定的作业网络与信息共享平台，在降低作业不确定性的同时，进一步发挥农机跨区服务的比较优势，以提升主产区粮食生产效率。另一方面，尽管农地服务本地化在应对服务供给不确定性、自然灾害和保障农业经营稳定性等方面具有比较优势，但其相对于跨区服务的专业劣势和低技术效率问题，需要政府部门加以重视。具体而言，对于那些难以形成大规模连片粮食作物种植，且未被纳入农机跨区服务作业路线的区域，需要在优化组织建设、有序引导农业要素市场发育和提升农机服务技术效率等方面加快体制机制建设，在释放本地服务及时性优势的同时弥补其效率不足。简而言之，发挥跨区服务与本地服务各自的比较优势，努力降低农机服务的交易成本与生产成本，促进两类市场的互补与协调，是中国农机服务市场转型过程中必须重视的关键线索。
注：**和*分别表示在5%和10%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村庄层面的聚类标准误。
(3）优化农机服务组织建设，实现效率和应急能力的双重提升。农机服务本地化以及低质量服务之所以被农户接受，根源在于其具有跨区作业不具备的作业可获性与及时性。因此，一方面，需要在加大农机购置补贴对农机社会化服务组织扶持的同时，加强农机服务基础条件建设，鼓励农机农资企业及其他社会资本增加农机社会化服务投入，提升农机服务质量。在此基础上，需要鼓励和引导农机合作社规范发展，通过培育一批设施完善、机制良好、制度健全、规模较大、效益显著的农机合作社，以应对农机服务组织转型造成的效率下降。另一方面，为提高农机服务供给的及时性和应急能力，需要因地制宜加快构建区域农机社会化服务中心。具体而言，可以推动“大小兼容”的农机服务供给模式建设。在“小”的层面，可以在单一村庄或几个村庄范围内，培育农机合作社等专业化农机服务组织，确保农户的需求能在最短时间内得到满足。在“大”的层面，可以在区县，甚至地级市或全省范围内开展区域农机服务中心建设，通过多地专业化农机服务组织信息共享平台建设，搭建区域农机服务应急网络，以保证在自然灾害突发时，农机服务能够快速调配，及时足量供应。
(4）有序引导农业要素市场发育，调动种粮积极性。在农机服务市场的转型中，由农机服务本地化所引发的村庄农地“非粮化”种植倾向，应该引起高度重视。事实上，《中国农村政策与改革统计年报（2020年）》的数据也显示，在我国41.14%的流转农地中已经出现了“非粮化”隐患。因此，有必要在农业要素市场的发育过程中进行引导与规范：一是强化粮食安全责任制，实行粮食安全党政同责。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承担保障本行政区域粮食安全的具体责任，切实将粮食安全责任压牢压实。二是鉴于农机服务本地化与农地流转集中的转型态势，应该加强对各类规模经营主体种粮积极性的引导与激励。尤其是要将农机购置补贴、农机服务补贴、农地流转补贴等相关政策，与粮食生产密切挂钩，在强化种粮补贴的基础上进一步形成政策的集成、衔接与有效匹配，不断增强粮食安全保障的精准施策与政策效力。
(5）实施“购置补贴+质量提升”的双重策略，提升农机服务技术效率。农机服务技术转型的缺陷在于，农地规模经营主体购置的农机装备质量较差，由此造成本地农机服务市场呈现低水平均衡。目前国内农机市场的产品参差不齐，农机购置补贴覆盖面又很广，难以切实引导农户购置高质量农机。因此，需要进一步完善农机购置与使用补贴政策，加强农机市场管理，提升高质量农机补贴的引导性、精准性与支持力度。同时，应将农机装备研发作为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大力实施农机装备补短板行动，加快提升国产农机产品尤其是与粮食生产相关联的农机装备质量水平。在具体政策的实施过程中，需要强化企业和政府两方面责任担当。首先，作为农机研发和制造的主体，农机企业应该承担主体责任，把好产品质量关。同时，通过政府补贴和联合开发等多种方式，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聚焦夯实农机制造企业科技自主创新基础能力。其次，作为农机质量监管主体，政府部门应加快建立农机试验鉴定和检测认证机构间信息互联互通机制，严把产品质量检测认证关口。此外，可以构建购置补贴与质量认证挂钩机制，通过实施“购置补贴+质量提升”的双重举措，从根本上提升农机服务的技术效率。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农业机械工业年鉴》。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农业机械工业年鉴》。
注：由于部分样本中农机数量数据缺失，故农机数量只有444个有效样本。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村庄层面的聚类标准误；其余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略，如有需要可与作者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