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背景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我国广大人民群众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杨灿明，2022）。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实现了跨越式增长，居民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均实现了质的飞跃。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在2001-2023年间呈现出稳步增长的趋势，农村、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01年的2366元、6860元增加至2023年的21691元、51821元。同时，我国居民收入不平等状况也逐步得到改善，基尼系数从2008年的0.491下降至2022年0.467，体现了收入分配结构一定程度上得到优化。然而，尽管这一降幅表明我国在缓解收入不平等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但当前基尼系数水平依然维持在相对较高区间，居民收入不平等与两极分化现象依旧严峻。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千方百计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持续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由此可见，进一步优化城乡居民收入分配格局，有效解决城乡收入不平等问题，推动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已成为我国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亟需应对的重大挑战与核心议题之一。如今，数字经济浪潮的蓬勃兴起促使社会各领域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数字化洗礼与深刻的数字化转型。这一转型不仅催生出了数字产业生态、加速了企业数字化转型步伐，并丰富了居民的数字生活方式，更将政府部门置于了数字化转型的前沿阵地，加速推进了数字政府建设进程。政务服务一体化平台作为政府数字化转型的基础性引领工程，旨在将各地、各部门的政务服务统一在单一数字平台之上，以便实现更为科学化的政务决策、更为精细化的社会治理和更为智能化的政务服务，赋能政府治理现代化，并成为近些年我国数字政府建设的重要标志。收入分配理论认为，政府在优化居民收入分配状况、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等方面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其中的核心逻辑在于政府能够通过政策法规、宏观调控和优化政务服务来支持弱势群体就业和调节居民收入分配，从而实现经济公平与效率兼顾。因此，深入探讨数字政府（尤其是政务服务一体化）建设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关系及其作用机制，不仅有助于揭示数字化浪潮中政府数字化转型与共同富裕之间的内在逻辑，更能为解决当前所凸显的城乡收入不平等问题提供理论支撑和经验启示。

主要结论

第一，政务服务一体化平台开通使城乡收入差距显著缩小了1个百分点，而在样本期，我国整体的城乡收入差距水平年均降幅仅为0.78个百分点，远高于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年均降幅。

第二，平台开通显著提高了农村地区的政务服务效率，从而推激发了农村居民的创业行为，由此增加了农村居民的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实现了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

第三，在低等级城市、地理禀赋较差、非正式制度较强和基层治理薄弱地区，平台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积极作用更强，表现出显著的互补效应。第四，经济活力、市场一体化和数字经济能有效增强平台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积极作用，具有显著的协同效应。第五，平台开通促进了省内城市间城乡居民收入在地理空间上的均等化发展，优化了省内城乡居民收入的空间分配格局。

政策启示

第一，明确平台的核心功能与服务定位，提升平台政务服务普惠性效能。政府部门一方面要厘清平台的服务边界，明确平台的核心服务功能，优化平台在政务服务普惠性方面的功能，加大推进数据元标准化和服务事项（不限于跨部门、地区）标准化；并在服务流程方面做减法，减少不必要的审批环节和申请材料，为农村居民提供“四免”便捷服务。另一方面，政府部门应对平台功能进行专业化分工来提高政务服务的效率，加强平台功能模块化和线上线下融合。例如，通过在平台功能区设立“惠农功能区”对与农业农村相关的功能与服务进行整合，实现农民诉求优先接诉、快速流转、一跟到底，让远离政务服务部门的农村居民切实感受到政务服务数字平台带来的便捷。还要主动利用好人工智能技术提高涉农服务的专业化和精细化，如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制作方言版的操作指南，从而便利农村居民对平台功能的熟悉与使用，让更多农村居民享受到一体化平台带来的便利，更好的为农村居民提供优质的政务服务，进而助力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和居民收入分配格局优化。

第二，积极探索“人工智能+政务服务”模式，助推政务服务一体化平台功能提质增效。虽然全国已经建成了国家政务服务平台，且已与各省级政务服务一体化平台相连接，但两者在政务衔接与融合方面仍存在问题，如服务功能不匹配、数据互联共享不充分、各省服务质量差异显著、跨省通办事项覆盖范围小等。要解决上述这些问题，不仅需改革原有的属地管理和部门管理制度，更需要深化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信息技术在政务服务领域的创新应用。例如合肥市政府与科大讯飞合作，将“星火”大模型应用在政务服务领域，成效显著。又如深圳市采用“大模型+思维链”的技术路径，通过整合全国各地的政策法规、信息数据和实际案例进行预训练，打造高效智能的政务AI助手，极大提升了政务服务效能。针对农村地区，则可利用AI提高涉农服务的专业化和精细化，部署基于智能语音交互的技术功能，降低农村居民使用数字政务平台的技术门槛，让更多农村居民享受到一体化平台带来的便利，为农村居民提供更优质的政务服务，进而助力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和居民收入分配格局优化。特别地，政府还需建立基于第三方评估的持续改进机制，依据一体化政务服务能力评价指数对一体化平台的薄弱环节实施靶向改造升级，从而实现平台服务功能螺旋式的提质增效。

第三，积极推动乡村数字素养教育，加快消弭城乡“数字鸿沟”。数字鸿沟的存在严重影响着农村居民熟悉和使用相关数字政务平台，加剧了城乡居民间的“政务信息鸿沟”，倒逼着政府政务在农村方面的事务不得不维持高强度的线下服务，也限制了平台服务效能的发挥。由此，政府应该加快信息化服务普及，完善数字人才培养体系，开展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的教育活动。尤其是针对中老年人、留守儿童等数字边缘群体，可借鉴浙江省五四村的经验，通过聘请在校大学生、志愿者等具有一定教学能力的数字人才对村内留守儿童、中老年人等数字边缘群体展开数字教育。五四村通过对村民展开数字教育大幅度提升了村民数字综合素养，村民对“浙里办”、“我德清”等数字政务平台的熟悉程度大幅度提升，使每一位村民均搭上了“数字快车”，享受到了数字技术发展所带来的“数字红利”。另外，也要推进线上线下双向联动政务服务模式的构建，使其更加贴近农村居民的实际需求，为农村居民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服务体验，从而助力放大政务服务一体化在居民收入分配方面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