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讨论的主题是中国当代的政府行为特征及其运作的规律。在我们国家，政府对于我们理解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改革开放虽然被理解为政府放权、市场成长和发展的过程，但是我们如果对经济和社会不平等的增长进行深层次的讨论，就会发现政府的力量仍然是无所不在、至关重要的。

改革开放的过程是一个宏观的经济和社会转型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政府逐步放权让利，私有产权从无到有，市场经济逐渐成为配置、调节资源的主要手段，这是我们理解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关键。但是，政府放权和市场成长是两个紧密相连的过程。中国改革的“渐进”特色，在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始终是政府放权的结果，市场对于经济资源的配置和调节，始终是以政府放权为前提条件。离开对政府行为的深入理解，我们便很难理解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些重要特征，这些特征包括私有产权和民营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国家政策的影响，投资始终是GDP增长的主要动力，国内消费需求始终没有成为GDP增长的主要构成要素，国家的金融和货币政策始终是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的主导力量等等。

政治经济学式的解释构成了我们理解中国经济增长道路的主流。其中，中央-地方关系和地方政府行为的变化尤为重要。20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的兴起和繁荣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对于这个经济现象，从产权角度人手展开的解释虽然是学界研究的主流，但是中央-地方财政关系的变化也是一个重要的解释因素。美国政治学家戴慕珍(Jean Oi)最早指出，中央与地方政府间在80年代中期广泛推行的“财政包干制”是地方政府热衷兴办乡镇企业的主要动力。在包干制下，地方政府逐渐成为了追求地方经济和财政收人增长的利益主体。无论是我们从公共财政学派的视角还是从公共选择学派的视角观察，全力追求地方经济增量的增长带来的财政收人的增长既“长远”地符合地方社会的利益，也符合地方政府自身的利益。戴慕珍运用了“地方国家公司主义”(Local-State corporatism)的概念来描述地方政府以经济利益最大化为指向的行为特征。这种特征突出地表现在地方政府的“公司化”和“谋利性”方面。在财政包干制下，地方政府普遍形成了明确的利益主体意识，一方面在“放水养鱼”的目标下大力招商引资，扩大税源，另一方面积极与上级政府就财政分配的体制进行讨价还价，中央和地方基本走出了改革开放前高度集权的局面，形成了财政分权的初步格局。财政分权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巨大的。经济学家们以数据为依据指出了包干制形成的分权格局对经济增长和公共服务的正面刺激作用。这种作用机制也是很明显的:地方政府利用市场转型中的各种“双轨”制度，能够用政策和行政力量有效地推动经济增长，并展开了地方区域间的竞争，这种竞争在推动经济的同时，也使得地方政府进一步“公司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