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人口发展格局正经历深刻变化，少子化、老龄化以及区域人口增减分化已成为人口变动的显著特征。其中，人口老龄化不仅是最具综合性的结构性变化，也是对经济社会发展影响最为深远的长期性挑战。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强调，要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优化孤寡老人服务，推动实现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将老龄化治理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凸显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全局性影响。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再次明确，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完善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政策机制，强调要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统筹推进人口高质量发展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工作。这一系列顶层设计表明，人口老龄化治理已上升至与人口高质量发展、乡村全面振兴、健康中国建设同等重要的国家发展战略高度，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条件，也是必须正视的现实约束。由此可见，人口老龄化已成为影响经济增长、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与代际公平的重要结构性因素。作为人口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维度，中国城乡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与结构变化，不仅关乎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而且直接影响劳动生产率、代际公平和城乡协调发展。

与世界上大多数发达经济体相比，中国人口老龄化具有速度快、规模大、“未富先老”、空间格局不均衡等突出特征。从时间进程看，中国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走完了多数发达国家历时数十年乃至上百年的老龄化历程；从规模水平看，2024年全国65岁及以上人口达到2.2亿人，占总人口的15.6%，而且在未来20多年内，老年人口占比或将持续攀升至30%以上；从经济发展看，与大多数步入深度老龄化的国家相比，中国人均GDP仍处于中等收入水平，城乡收入差距与公共服务差距尚未根本弥合；从区域分布看，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城乡差异和区域差异十分明显，城乡之间呈现非对称发展态势，省际层面也存在梯度分布格局。这些特征反映出，中国人口老龄化不仅是人口转变的自然结果，更受城乡二元体制、选择性人口迁移、公共服务非均等化等多重因素的深刻影响。

学术界围绕人口老龄化展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人口老龄化的总体趋势与国际比较，主要揭示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速度、规模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二是人口老龄化的城乡差异、区域差异及其成因，主要关注人口流动、经济发展水平、公共服务供给等因素如何塑造人口老龄化的空间格局。三是人口老龄化的经济与社会影响及应对策略，主要涉及劳动力供给、财政可持续性、产业结构调整等议题。上述研究虽然从不同角度揭示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征、影响及应对策略，但仍存在进一步拓展空间：其一，缺乏从全国、城乡到省际多层级整合分析城乡人口老龄化时空演化特征的系统研究。其二，对城乡人口老龄化未来趋势预测与空间格局变化之间的互动关系探讨不足。其三，政策建议大多聚焦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较少将人口老龄化与人口高质量发展、乡村全面振兴、健康中国战略协同纳入统一分析框架。

鉴于此，本文利用1953—2023年全国及各省份历次人口普查数据和《中国统计年鉴》等公开统计资料，运用时空比较与人口预测方法，系统刻画中国城乡人口老龄化的时空演化特征，预测城乡人口老龄化未来发展趋势，剖析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的主要挑战，并结合人口老龄化城乡差异和区域差异，提出适应深度老龄化阶段的系统性政策组合。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将人口老龄化的空间格局分析与制度背景解析相结合，揭示人口老龄化城乡差异和区域差异的时空演化特征。第二，将人口老龄化未来趋势预测与政策分析相结合，提出面向深度老龄化的系统性应对路径。第三，将人口老龄化治理与中国高质量发展、乡村全面振兴和健康中国战略紧密结合，从产业发展、机会窗口和社会治理等角度研判未来挑战并优化应对策略，以期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人口老龄化治理提供经验证据与政策参考。

二、中国城乡人口老龄化时空演化特征分析

人口老龄化既是人口转变的一般规律，也是中国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必须正视的长期结构性挑战。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的背景下，科学把握人口老龄化的时空演化特征，是研判发展趋势、优化政策供给和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基础。尤其是在城乡二元结构、区域经济梯度与选择性人口迁移等因素的交织作用下，中国人口老龄化不仅呈现总量持续攀升的整体态势，更在城乡之间和省际层面形成显著的差异化格局。

（一）全国人口老龄化演化特征

本文参考既有研究，以年龄在65岁及以上人口（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老龄化水平。依据通用划分标准，该比重超过7%即进入老龄化社会，其中，超过7%但不足14%为轻度老龄化社会，达到14%但不足21%为中度老龄化社会，达到21%及以上则步入深度老龄化社会。

从全国趋势看，1953—2023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由2593万人增至2.17亿人，增长了7倍多，占比由4.4%上升至15.4%,70年间提升了11个百分点（如图1所示）。进入21世纪后，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显著加快。1982年，老年人口占比为4.9%,2000年上升至7.0%，此后以每年0.2～0.5个百分点的速度上升。2014年，老年人口占比突破10%,2020年达到13.5%,2023年进一步上升至15.4%。这标志着中国已步入中度老龄化社会，并正加速迈向深度老龄化阶段。

驱动这一趋势的根本原因在于生育率下降与预期寿命提高的叠加效应。一方面，自20世纪70年代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以来，出生人口持续减少，人口年龄结构底部逐渐收窄。另一方面，随着医疗条件、公共卫生和生活质量的改善，居民人均预期寿命由1950年的43.8岁提高至1981年的67.9岁，2024年进一步达到79岁，老年人口规模显著扩大。与此同时，家庭小型化和传统家庭养老功能弱化，使社会养老服务需求快速增加。人口老龄化的持续深化，带来劳动力供给趋紧、老年人口抚养比上升、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制度压力加剧等问题。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预测，2035年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突破4亿人，占总人口的比重将超过30%，并于21世纪中叶达到峰值。这一人口年龄结构的深刻变化，将对经济增长、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和代际关系产生深远影响，亟须统筹谋划，构建系统性、全局性的应对机制。

（二）城乡人口老龄化演化差异

对比2000—2020年城乡人口老龄化趋势（见表1）可以发现，其演化呈现“农村程度更高、城乡差距持续扩大”的非对称格局。2000年，农村人口老龄化水平为7.35%，城乡差距为1.05个百分点；2010年，城乡差距扩大至2.21个百分点；到2020年，农村人口老龄化水平上升至17.72%，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至6.60个百分点。

这种差异的形成，既源于人口迁移的选择性，也与制度结构和经济条件的叠加效应密切相关。

首先，在城镇化持续推进的过程中，农村青壮年人口大量外流，农村“空心化”现象日益凸显。20世纪80年代以来，青壮年群体成为农村主要的迁出群体，农村人口年龄结构逐步演变为“上宽下窄”的“倒金字塔”形。2024年，全国农民工达3.00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79亿人，占比为59.62%，平均年龄为39.0岁。与此同时，中老年劳动力退休或失业后返乡的回流效应进一步强化了农村老年人口的集聚态势。相较之下，城市则因持续吸纳年轻劳动力，在一定程度上对冲了寿命延长带来的老龄化发展速度，从而形成城乡人口老龄化的“倒置化”格局。

其次，社会保障制度的城乡分割放大了人口老龄化的城乡差异。在养老保险方面，2023年城镇职工人均养老金为44912元，而农村居民人均养老金仅为2671元，二者差距高达42241元。在医疗保障方面，2023年职工医保住院费用目录内基金支付比例为84.6%，而居民医保住院费用目录内基金支付比例为68.1%，在门诊保障、重大疾病报销比例以及异地就医结算便利度上亦存在显著差异。这种保障水平的不均衡，不仅使农村老年人难以仅凭基础养老金在城市长期生活，还导致其医疗和长期护理需求在城市难以获得足够支持。长期护理保险虽自2016年起在部分城市试点，但主要面向城镇职工群体，农村失能老人仍以家庭照护为主，制度性保障依然缺位。社会保障制度的城乡分割进一步强化了“年轻人流入城市、老年人留在农村”的人口格局，加深了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

再次，收入差距与养老资源分布不均加剧了人口老龄化在质量层面的城乡分化。2021年，城镇60岁及以上人口年人均收入为47270.8元，农村仅为14105.4元，二者差距达33165.4元。农村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养老金难以支撑机构养老和专业护理支出，使农村养老需求主要指向低成本的居家养老与邻里互助；而城市老年人则因退休金和储蓄更为充足，对康复型、专业化养老机构的需求更强。供给端同样存在结构性养老资源差异。2023年，城市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为8.02张、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数为10.89人，而农村相应指标仅为6.52张、7.07人。支付能力不足与资源供给短板相互叠加，形成农村养老“收入低—需求弱—供给少”的三重约束，从而使数量层面的老龄化演变为质量层面的脆弱性。

最后，家庭结构小型化与低生育率构成了人口老龄化城乡差异的深层背景。长期低生育水平（总和生育率常年处于1.2～1.6区间）不断压缩人口年龄金字塔的底部，根据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国家庭户均规模由2000年的3.44人/户降至2020年的2.62人/户，家庭规模持续缩小，传统代际同住比例下降，家庭照护功能弱化。受青壮年群体外出务工的影响，农村更易出现“隔代抚养”现象，农村老年人往往需要承担自我照料与孙辈照护双重责任。2021年，农村60岁及以上老年人仍从事有收入工作的占比为24.5%，显著高于城镇的14.4%。这进一步表明，农村老年人承受着更重的经济与时间负担，也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养老服务资源的供需失衡。

综上，中国人口老龄化在城乡层面呈现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更高、发展态势更为严峻的特征。青壮年人口外流与农村老年人口高龄化的叠加效应、社会保障制度的结构性分割、城乡收入差距与资源可及性差异，以及家庭结构变迁与低生育率等因素相互交织，共同加剧了农村地区在养老服务、医疗供给与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压力。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和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背景下，亟须加快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改革，加大对农村“医养结合+长期照护”的政策支持和资源倾斜力度，防止农村演变为“超高龄化集中区”。

（三）省际人口老龄化演化差异

2000—2020年中国各省份人口老龄化城乡差异（如图2所示）变化显示，省际层面的人口老龄化总体呈现“东高西低”的分布特征，且区域差异持续扩大。2000年，大多数省份尚处于轻度老龄化阶段，上海（13.73%）、浙江（10.51%）、江苏（9.73%）等东部沿海省份的农村人口老龄化水平已位居全国前列。到2020年，重庆（26.07%）、江苏（24.51%）、辽宁（22.00%）、四川（21.92%）、浙江（20.90%）、山东（20.62%）等省份的农村人口老龄化水平已超过或接近21%。相较之下，青海、新疆、西藏等西部省份人口老龄化水平仍相对偏低。

从人口老龄化的城乡差异来看，各省份农村人口老龄化水平普遍高于城镇，且城乡差距总体呈扩大趋势。2000年，大多数省份的城乡人口老龄化差距尚在3个百分点以内，仅浙江的城乡人口老龄化差距超过3个百分点。到2020年，部分省份城乡人口老龄化差距已超过8个百分点，例如，重庆（12.95个百分点）、江苏（11.32个百分点）、浙江（10.58个百分点）、四川（8.80个百分点）、山东（8.70个百分点）等省份。这一变化表明，在城镇化进程中，由于大量青壮年人口向城镇流动，农村“空心化”现象日益凸显，农村老年人口比重迅速上升。

从人口老龄化的区域格局来看，东部沿海地区和东北地区部分省份的人口老龄化程度较高。上海、江苏、浙江、山东等东部沿海省份尽管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人口持续流入，但人口出生率持续走低，加之人均预期寿命较高，人口老龄化水平长期位居全国前列。东北地区则呈现更为典型的人口老龄化特征。东北三省中，辽宁城乡人口老龄化水平均处于高位，2020年，辽宁农村人口老龄化水平已超过21%，吉林、黑龙江农村人口老龄化水平也在17%以上，集中反映出人口外流与低生育率叠加对东北地区的长期影响。相较之下，西藏、青海、新疆、宁夏等西部省份的人口老龄化程度较低，其中，部分省份的城乡人口老龄化水平也较为接近，反映出这些省份具有人口年龄结构较年轻、人口自然增长率相对高的特点。

从人口老龄化的演进速度来看，2010—2020年是大多数省份人口老龄化的加速期，且区域间的演进节奏进一步分化。其中，东北三省的农村人口老龄化水平在10年内上升幅度超过8个百分点，增速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背后的原因不仅涉及人口迁移与产业转型，还与家庭结构小型化、少子化趋势加深以及低生育率常态化有关。少子化削弱了家庭代际支持能力，使得赡养责任更易集中到单个子女身上。在抚育子女和赡养老人的双重压力下，家庭养老的可持续性明显降低，从而推动社会化养老服务和长期照护需求显著增加。

三、中国城乡人口老龄化趋势预测

在中国全面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并加速迈向深度老龄化阶段的背景下，科学预测人口老龄化的未来发展趋势，不仅是制定人口与经济社会政策的重要前提，也是提前优化养老保障、医疗服务、产业布局和公共财政结构的关键环节。前文已从全国、城乡和省际三个层面对人口老龄化的历史演进与空间格局进行系统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不仅具有总量持续扩张的共性特征，还呈现明显的区域梯度和城乡差异。这些结构性特征将在未来的趋势演变中延续并转化，对不同区域、不同群体的社会保障需求和公共服务供给格局产生深远影响。鉴于此，本部分在前文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城乡及各省份人口老龄化的未来发展趋势展开预测。

（一）全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

根据人口老龄化未来发展趋势的预测结果，2030—2050年中国人口老龄化整体呈现“总量持续扩张、比重快速攀升、城乡差距收敛”的特征（见表2）。具体来看，到2030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将达到约2.59亿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8.74%，其中，城镇人口老龄化水平为16.24%，农村为23.34%，城乡差距为7.10个百分点，表明未来数年农村依然是人口老龄化程度较高的区域。到2040年，全国人口老龄化水平进一步攀升至26.57%，其中，城镇人口老龄化水平为24.42%，农村为30.65%，城乡差距缩小至6.23个百分点，但农村人口老龄化水平仍显著高于城镇。到2050年，全国人口老龄化水平预计达到30.23%，其中，城镇人口老龄化水平为30.10%，农村为30.49%，城乡差距仅为0.39个百分点，城乡人口老龄化水平基本持平。这表明，随着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城镇人口结构老龄化加速发展，城乡人口老龄化差距将逐步收敛。

（二）城乡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

进一步对比2020—2050年城乡人口发展趋势（如图3所示）可以发现，中国城乡人口年龄结构将由“正金字塔”形逐步演变为“倒金字塔”形。整体来看，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持续攀升，而0～14岁人口占比则难以明显回升，人口年龄结构呈现“头重脚轻、中部凹陷”的特征。在医疗条件持续改善、生活水平不断提升和人均预期寿命显著延长等因素的共同推动下，老年人口不仅数量持续增加，而且高龄化现象愈加突出。到2050年，8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大幅提升，且无论是农村地区还是城镇地区，女性高龄人口占比均明显高于男性。

与此同时，城乡在人口老龄化的时间进程和性别结构方面仍存在差异。从时间进程来看，农村地区明显早于城镇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2020年，农村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已达到17.72%。而同期城镇人口年龄结构仍以中青年群体为主，老年人口占比为11.12%。2030年以后，农村65岁及以上人口规模加速增长，并于2040年前后形成“高龄密集区”，8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显著攀升。到2050年，农村地区将呈现中青年劳动力大幅萎缩、老年人口占比持续偏高的结构特征。相较之下，城镇地区虽也同步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但由于经济发展条件较好、人口吸纳能力和人口集聚效应较强，结构性老龄化进程相对滞后，少儿人口仍保持一定规模。从性别结构来看，城乡老年人口均呈现女性占比高于男性的特征。预测数据显示，农村65岁及以上各年龄段女性人口均多于男性，且这种性别差异随年龄增长而逐渐扩大。到2050年，农村80岁及以上人口中女性数量接近男性的两倍，形成“高龄女性主导型”的老龄人口结构。上述现象主要源于女性的寿命优势，以及农村中年男性死亡率较高的叠加效应。城镇高龄人口同样以女性居多。得益于较为完善的医疗卫生服务和健康保障体系，女性的寿命优势得到进一步强化。

此外，少子化趋势在未来仍将延续。尽管国家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先后实施单独两孩政策、全面两孩政策以及三孩生育政策，但0～14岁人口占比回升潜力有限，人口年龄结构“倒金字塔”形演变趋势难以逆转，劳动力供给规模在短期内难以实现及时有效的补充。造成此现象的根源在于生育和养育成本高、住房和教育压力大、年轻一代生育意愿低，以及女性受教育水平和职业参与度提高带来的生育机会成本上升。

总体来看，中国未来将全面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尽管城乡人口老龄化在演进节奏与性别结构方面存在一定差异，但整体上均呈现老年人口占比快速上升、青壮年人口占比持续下降的趋势。人口老龄化与少子化的叠加效应，将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诸多挑战：劳动年龄人口规模收缩制约经济增长潜力，老年人口抚养比上升加重财政与社会保障负担，中青年群体的家庭照护压力增大，产业结构也面临适应老龄化需求的调整压力。为有效应对上述挑战，亟须构建系统性政策组合，在降低生育和养育成本、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推进城乡养老保障一体化、提高劳动生产率、稳妥实施延迟退休和促进健康老龄化等方面协同发力，以缓冲人口结构转变带来的冲击，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

（三）各省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

对中国各省份人口老龄化城乡差异的预测结果（如图4所示）表明，2030—2050年中国各省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在空间分布上呈现“整体水平持续上升、城乡差距逐渐缩小、区域差异趋于收敛”的特征。

首先，人口老龄化整体水平持续上升。预计到2030年，全国大多数省份城乡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将进入中度至深度老龄化区间（14%～35%）。其中，部分经济相对发达或人口外流较为严重的省份，例如，辽宁、江苏、吉林、内蒙古、重庆等省份农村人口老龄化水平将超过29%。到2040年，大部分省份人口老龄化水平进一步攀升，尤其是农村人口老龄化水平大多已突破30%，个别省份将接近或超过35%，这标志着深度老龄化在全国范围内的普遍化。到2050年，全国大多数省份城乡人口老龄化水平将达到30%左右。

其次，城乡人口老龄化差距逐渐缩小。2030年前后，大多数省份城乡人口老龄化差距仍较为明显，例如，江苏、浙江、内蒙古、重庆、山西、山东等省份农村人口老龄化水平比城镇高出约10个百分点。2040年以后，虽然城乡人口老龄化水平均有所上升，但城镇人口老龄化水平增长速度明显加快，城乡人口老龄化差距开始收敛。到2050年，绝大多数省份城乡人口老龄化差距降至5个百分点以内，海南、安徽、宁夏、湖南、贵州、河南等省份城乡人口老龄化水平基本持平。这表明，城镇受长期低生育率影响，人口结构老龄化加速，而农村人口老龄化增速则相对放缓，从而使城乡人口老龄化水平趋于一致。

最后，人口老龄化区域分化格局明显。2030年前后，东部沿海地区和东北地区人口老龄化水平整体较高。例如，江苏、上海、浙江、山东、辽宁、吉林等省份人口老龄化水平位居全国前列。与此同时，重庆、四川、安徽等中西部省份由于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流，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也较为突出。到2040年，这一老龄化格局向中西部地区扩展，贵州、广西、河南等省份农村人口老龄化水平显著上升。到2050年，贵州、广西、云南、宁夏等西部省份虽然人口老龄化水平相对偏低，但城乡人口老龄化差距已较2030年明显缩小。全国呈现“整体高位、差异收敛”的空间格局。

总体来看，到21世纪中叶，中国人口老龄化将步入“城乡同步、高位稳定”的发展阶段。届时，政策导向需要从“突出农村”转向“城乡并重”。随着城乡人口老龄化差距收敛、城镇人口结构老龄化加速，应在继续加快补齐农村养老短板的同时，前瞻布局城镇养老服务供给，统筹应对城乡持续深化的老龄化压力。而区域性差异的逐步收敛意味着资源配置逻辑应由“局部倾斜”转向“全国统筹”，即在全国范围统一优化医疗康养、长期照护和适老化改造等资源布局，并依据各地人口老龄化水平、高龄人口占比和财政承受能力动态调配，避免重复建设与区域错配。此外，劳动力规模萎缩将成为普遍性问题，亟须通过延迟退休、技术替代和劳动生产率提升等途径来应对人口结构转型带来的冲击。

四、中国城乡人口结构演化趋势预测

（一）城乡人口规模演化趋势

从城乡对比来看，城镇人口与农村人口此消彼长的格局尤为显著。一方面，城镇人口快速增长并将在高位保持稳定。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城镇人口曲线呈陡峭上升态势。2000年，城镇人口突破4亿人。2011年，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形成历史性拐点。预测显示，2035年以后，城镇人口将趋于稳定，维持在8.5亿人左右的高位水平。城镇持续吸纳年轻人口，短期内延缓了城镇人口老龄化的速度。然而，随着全国人口进入负增长阶段，城镇人口老龄化水平将逐步上升，呈现“规模稳定、结构老化”的趋势。另一方面，农村人口持续减少并加速老龄化。1982—2000年，农村人口长期维持在8亿人以上，2000年以后明显下降，到2021年已不足5亿人，预计到2050年将跌至4.3亿人。农村人口结构性收缩主要源于青壮年劳动力持续外流并向城镇迁移，由此形成两个方面的效应：其一，农村“空心化”现象加剧，人口年龄结构呈“倒金字塔”形，老龄化压力高度集中。其二，劳动力缺口和代际断层加剧了农村家庭的养老与照护负担，导致农村地区面临“人口减少—负担加重—服务薄弱”的复合困境。

结合1950—2050年中国城乡人口规模变化（如图5所示）可以发现，城乡人口差异化演化态势在未来将进一步放大。城镇在人口总量方面将长期保持优势，但面临人口自然增长放缓和人口结构老龄化加速所带来的双重挑战。农村则在人口规模持续萎缩的同时，承受更为突出的老年人口高龄化和失能化风险。这种格局不仅反映出城镇化进程中大规模人口迁移的复杂结果，也揭示了城乡二元结构对人口老龄化空间分布的深刻影响。

（二）农村人口年龄结构演化趋势

2000—2050年，中国农村人口年龄结构正经历向“老龄型”的根本性转变，呈现“少子化—老龄化—劳动力收缩”并行的特征（如图6所示）。

首先，农村少儿人口比重持续下降。2000年，农村0～14岁人口占比为25.52%，农村人口年龄结构呈典型的“金字塔”形。随着生育成本上升和生育观念转变，农村少儿人口比重持续下滑。2030年以后，农村0～14岁人口比重长期维持在13%以下，到2050年将降至12.43%，表明人口出生率持续低位徘徊，人口再生产能力显著减弱。

其次，农村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先升后降。2000—2010年，农村15～64岁人口比重始终保持在65%以上的高位，构成了中国农村人口红利时期的重要支撑。然而，2010年以后，农村15～64岁人口比重逐渐下降，预计到2040年将跌破60%，到2050年将进一步降至57.08%。劳动年龄人口的相对萎缩意味着劳动力供给趋紧、抚养负担加重，中国的人口比较优势正在由“低成本劳动力”转向“高质量人力资本”。

最后，农村老年人口比重快速上升。2000年，农村65岁及以上人口仅占7.35%,2010年突破10%,2020年已升至17%以上，预计到2030年将突破20%，标志着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到2040年将超过30%。这表明，农村人口年龄结构正由“金字塔”形逐渐过渡到“橄榄”形，并最终演变为“倒金字塔”形。

总体来看，中国农村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型呈现少子化长期化、劳动力收缩化、老龄化加速化的发展趋势。这种人口年龄结构的演变不仅是农村人口转变的一般规律，更深刻影响着经济社会发展格局。未来中国农村将面临“少子化—老龄化—劳动力收缩”叠加的结构性压力，进而对农村养老、医疗保障、教育培训、代际关系等产生深远影响。

（三）各省份人口规模演化趋势

中国各省份在人口老龄化进程中呈现显著的总量差异和时序差异特征。

首先，人口规模的区域差异长期存在。中国各省份人口峰值和人口达峰年份存在差异（如图7所示）。大多数省份在2020年前后达到人口峰值，表明全国人口达峰呈现集中性，绝大多数省份几乎在同一时期进入人口负增长阶段。然而，部分人口大省的人口达峰时间差异明显。例如，山东和河南分别在2020年和2025年达到人口峰值，而广东预计到2030年才迎来人口峰值，显示出其较强的人口吸纳能力和人口集聚效应。

其次，西部省份普遍人口达峰较晚。广西、贵州和西藏预计到2050年才会达到人口峰值，云南在2035年达到人口峰值，宁夏和青海在2040年达到人口峰值。这些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滞后，但人口自然增长率仍保持在一定水平，加之人口外流压力相对缓和，导致其人口收缩压力滞后显现。相对而言，这类地区虽然人口老龄化程度当前较低，但未来可能因收入水平有限和养老资源不足而面临更大挑战。

最后，人口峰值的时空差异折射出人口老龄化的区域不均衡性。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人口大省普遍“早达峰—快下降”，其人口规模大、人口下降速度快，老龄化压力将快速集中。西部省份则表现为“晚达峰—缓下降”，虽然人口规模不大，但受限于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保障条件，养老服务短缺的风险更为突出。东北三省及部分资源型省份，如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等，因长期人口外流，虽已于2020年达到人口峰值，但人口下降速度更快，老龄化形势将更为严峻。

五、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的主要挑战

前文预测结果表明，到2050年，中国农村将全面步入深度老龄化阶段。虽然城乡人口老龄化差距逐步收敛，但农村老年人口高龄化水平普遍处于高位，并呈现人口高龄化与少子化并存的结构性特征。这一趋势与农村现有的养老保障、医疗照护、社会治理和经济支撑体系之间存在明显不匹配，由此构成政策应对层面的四项主要挑战。

（一）公共服务体系承载力不足

随着农村老年人口比重迅速上升，现有的公共服务体系面临巨大压力。预计到2050年，农村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或将超过30%，农村老年人群体在健康管理、疾病救治、生活照护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需求将大幅增加。尤其是在低收入地区，由于缺乏适老化改造和综合性服务，农村老年人的照护需求存在明显的资源缺口。根据民政部数据测算，2023年全国每千名60岁及以上老年人拥有养老床位约27.71张，但注册登记的养老机构的护理型床位占比不足60%。与此同时，养老资源区域差异显著。例如，“十四五”时期，上海的护理型床位占比超过60%，而宁夏全区护理型床位占比仅为42.5%。养老服务人员配置也存在明显不足。2023年，中国持证的专业护理员仅50多万人，与社会养老服务人才需求之间的缺口约为550万人，供需关系极不平衡。

老年人口规模扩大导致养老服务需求显著增加，尤其是失能、半失能老年人群体的照护需求激增。从供给端来看，城镇大型养老机构和综合医院的资源整合能力较强，能够提供多元化的养老服务和专业照护；而农村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养老机构多为功能单一的敬老院，缺乏康复设备和专业护理，面临“有需求无服务”的结构性矛盾。此外，养老机构与基层医疗机构的协作机制缺位，导致老年人在日常健康管理与疾病救治之间缺乏连续性保障。

（二）健康管理压力加剧

人口预测数据显示，预计到2050年，8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将由2020年的2.54%上升至10.26%，其中，农村高龄人口比重增幅尤为明显。与此同时，中国老年人慢性病发病情况呈现“高患病率、高共病率、疾病负担重”的显著特点。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国疾控中心数据显示，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中，至少患有一种慢性病的占比为75.8%，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等多病共存现象普遍。特别是在家庭养老等传统养老观念的影响下，大多数农村老年人选择居家养老，加之农村地区社会保障水平偏低、老年人健康意识相对薄弱，导致农村老年人成为慢性病的高发群体，健康问题多发。预计到2050年，农村老年人口比重将大幅上升，尤其是高龄老人和多病老人群体规模持续扩大，将导致农村医疗服务需求急剧上升。

高龄化与慢病化的叠加效应显著加重农村医疗体系的长期负担。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慢性病健康管理服务能力有限，康复服务和长期护理服务覆盖不足。大多数乡镇卫生院缺乏康复师、全科医生和专业护理人员，医疗设备水平有限，难以对心脑血管、呼吸系统等慢性病开展系统化综合干预。与此同时，农村地区信息化建设相对滞后，远程医疗应用受限，加之老年人群体数字素养不足，远程问诊与健康监测等服务的利用率偏低，慢性病防控和健康管理缺乏连续性与精准性。

（三）人口机会窗口期有限与财政约束明显

中国人口老龄化呈现显著的空间不均衡特征，部分省份（如东北三省、长三角地区部分省份）已率先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面临养老金、医疗保险和长期护理支出的刚性上升与税源收缩的双重挤压，财政约束明显。根据人口预测数据，人口老龄化程度将由2030年的18.74%上升至2050年的30.23%，社会保险基金压力增大。而2030年劳动年龄（15～64岁）人口占比将降至68.57%,2050年将进一步降至59.09%。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数据，2024年全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分别同比增长6.12%和15.37%，部分人口老龄化程度较高的省份养老金支付依赖中央调剂占比超过30%。相较之下，西部部分省份以及部分省会城市的老龄化进程相对缓慢，仍具有人口红利，从而出现人口机会窗口期。这些地区可以凭借当前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社会抚养负担较轻的有利条件，抓住产业承接、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源提升的战略机遇。然而，这一机会窗口并非永久开放，亟须通过深化教育改革提升劳动力素质、优化生育政策稳定人口结构、推动产业升级创造高质量就业，将短期的人口优势转化为持续的发展动力，避免陷入新的发展困境。

劳动力收缩对经济增长和财政平衡形成双重制约。一方面，劳动力供给减少导致经济潜在增速放缓，劳动力成本上升，部分产业竞争力下降。另一方面，老年人口规模扩大推高养老金、医疗保险和长期护理支出的刚性比例，进而挤压教育、科技等发展性支出的空间。此外，区域间财政风险差异明显：辽宁、黑龙江、吉林等人口流出与老龄化问题叠加的省份，社会保险基金收支缺口扩大趋势尤为显著，而经济发达地区虽然财政承受能力较高，但从长期来看，老龄化带来的财政压力仍将持续累积，难以规避。

（四）社会治理薄弱与社区韧性欠缺

随着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基层社会治理面临新的挑战，农村老年人群体的脆弱性进一步凸显。2021年，城镇老年人中独居的占比为12.4%，仅与配偶居住的占比为45.5%；农村老年人中独居的占比为16.3%，仅与配偶居住的占比为45.6%。村级养老服务设施覆盖率和适老化改造普及率亟待提升。此外，农村社区治理体系相对薄弱，尤其是在应急响应与信息管理方面存在不足，制约了对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有效应对，相关治理效能有待进一步提升。

深度老龄化对基层社会治理和社区韧性提出更高要求。由于青壮年人口外流，农村社区的志愿服务力量不足，邻里互助网络弱化。老年人口的信息管理缺乏系统性，村（居）委会难以及时掌握重点关怀对象的健康状况、居住信息和照护需求。在公共卫生事件、极端天气等突发风险面前，高龄老人因行动不便、信息获取滞后而处于高脆弱状态。城乡之间的应急响应能力差距较大，农村地区尤其缺乏医疗救援、避险安置等快速反应机制。

六、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1953—2023年全国、城乡与省际多层级数据库，运用时空比较与人口预测方法，系统刻画中国城乡人口老龄化的历史演进、空间格局和未来趋势，并对深度老龄化背景下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的主要挑战展开深入探讨。研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第一，中国已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并呈现加速迈向深度老龄化的趋势。预计到2050年，农村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或将超过30%，农村人口年龄结构深度“倒金字塔”化。城乡之间人口老龄化存在“农村程度更高、城镇增速更快”的非对称格局，省际层面人口老龄化则总体呈现“东高西低”的分布特征。第二，未来中国人口老龄化将呈现“总量扩张、城乡趋同、区域收敛”的特征，人口高龄化与少子化叠加将成为常态。虽然农村人口老龄化在时间进程上早于城镇，但城镇在低生育率与“婴儿潮”一代进入老年阶段的双重作用下，人口老龄化程度将快速加深，城乡人口老龄化差距将逐步缩小。第三，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的主要挑战，既涉及公共服务体系的承载力不足、健康管理压力加剧等现实问题，也涵盖人口机会窗口期有限与财政约束明显、社会治理薄弱与社区韧性欠缺等制度性和结构性因素。总而言之，中国农村正从规模性老龄化迈向结构性老龄化，并加速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这不仅涉及人口数量和比重的变化，更是经济社会运行方式、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和代际关系格局的系统性转型。人口老龄化速度之快、规模之大、城乡与区域不均衡之显著，使其成为影响中国式现代化全局的关键变量，迫切需要全方位的政策应对和战略布局。

在此背景下，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启示：

其一，将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全面融入国家发展的统一战略框架，强化顶层设计与政策统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十五五”规划纲要》）已专列“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重大任务，须将其与乡村全面振兴、健康中国建设等重大部署紧密结合，使政策组合服务于区域协同、代际平衡与财政可持续的核心目标。具体而言，在仍处于人口机会窗口期的地区，应紧抓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的有利时期，积极承接产业链关键环节，并通过强化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以及降低年轻家庭的生育、养育和居住成本等措施，扩大高质量就业并稳定人口预期，推动短期数量型人口红利向以教育改革为支撑的长期质量型人力资本红利转型。在深度老龄化和人口净流出地区，政策重点应转向优化养老保险参数与待遇结构，探索实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并强化基层医防融合与医养结合服务供给。与此同时，可通过城市群通勤圈建设、公共服务指标协同等方式，提升要素跨区域流动效率，以缓解公共服务体系承载力不足与劳动力流失的双重压力。

其二，统筹推进公共服务城乡均等化与区域均衡化，构建坚实的基层服务网络。农村人口老龄化空间差异加剧和结构性失衡加深，很大程度上源于选择性人口迁移和城乡公共服务配置不均等。为此，要以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为抓手，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中提出的“完善城乡养老服务网络”要求，推动社会保障、医疗康养、教育培训等公共服务均等化。重点加快建设覆盖县、乡、村三级的养老服务网络。例如，在县级层面建设失能照护机构，在乡镇层面发展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在村级层面发展互助养老设施和服务点。与此同时，应建立人口、产业和公共服务的协同治理与动态监测机制，依据抚养比、高龄人口占比等关键指标的变动情况，滚动校准政策实施强度，统筹推进城乡和区域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并确保社会保障权益的可携带、可转移。

其三，立足农村人口结构长期变化趋势，构建兼具可持续性、韧性与包容性的老龄社会治理体系。应对“未富先老”的国情挑战，需要在财政可持续的前提下进行前瞻性布局。一方面，应稳步推进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完善中央与省际转移支付机制，在相关测算与评估中充分考虑高龄化程度、长期照护负担等结构性指标，防止地区间风险外溢与无序福利竞争。另一方面，亟须将人口老龄化压力转化为推动社会进步与产业升级的新动力。“十五五”时期应大力发展“银发经济”，鼓励面向老龄社会的技术创新。例如，加大对数字健康管理和智慧养老等领域的投资力度，积极开发老年人力资源。在此基础上，系统性培育适应老龄社会的产业体系、技术应用与社会参与模式，在切实保障老年人基本生活和健康需求的前提下，全面提升社会整体的适应力与创新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