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工程。当前，社区治理普遍面临居民缺乏参与意愿、主体性不够、动力不足，以及治理方法和资源缺失等结构性难题。传统的行政主导、单一化的治理模式导致治理主体缺位、居民的参与意愿低迷等问题。同时，资源供给碎片化和治理工具滞后性相互叠加，使得基层缺乏适应复杂需求的资源整合机制，也难以突破传统路径依赖，缺乏创新动力。在这种背景下，场景化治理作为一种创新性治理方式应运而生。它通过将治理活动嵌入居民日常生活的具体空间，融入空间营造、主体互动与资源整合等要素，提供了破解政府“独角戏”、居民“看客化”以及资源“碎片化”等问题的新方法，并逐渐成为应对基层治理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的有效途径。

公益集市作为场景化治理的创新实践，其与多地自发的慈善创新紧密相关。2008年12月，上海市在“浦东新区慈善公益联合捐”活动中推出的“公益卖圈”，首创了鼓励市民售卖闲置物品进行捐赠的模式，使公益与日常生活场景相融合。2010年8月，北京市中关村的“爱心地摊”跳蚤市场，将义卖所得用于支持打工子弟“爱心超市”的运营，初步探索了利用市场手段盘活社区资源的模式。2011年起，成都市锦江区爱有戏社区文化发展中心的“义仓义集”项目，建立了包括物资募集、义卖流转、邻里互助在内的标准化流程，形成了首个可操作、可复制的完整范式。近年来，北京、成都、杭州等地相继积极探索，创建了基层议事协商、志愿服务与公益集市等多种创新场景。而在政策层面，自2013年以来，国家层面不断强化对社区服务和治理的顶层设计，尤其是《“十四五”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明确提出要推动“五社联动”，并鼓励多元主体参与社区服务，这为公益集市从初步探索走向制度化治理平台奠定了基础。

尽管公益集市在各地得到了迅速发展，但相关理论研究仍显薄弱。现有研究从公益集市能为社区居民提供社区公益服务、促进居民参与治理、社区资源动员等角度展开，还有学者对国外社区集市的管理模式及功能进行了研究。总体而言，现有研究对公益集市的融合逻辑、制度机制及社会功能的深入探讨仍显不足；同时，场景化治理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理论体系并不完善，实践经验也缺乏系统总结。尤其是场景理论与治理理论的跨学科融合研究尚未形成，跨界整合研究的框架仍未构建。笔者旨在通过打破场景理论与治理理论的学术界限，推动这两大领域的深入研究与对话。

综合已有的文献与政策文件，笔者将“公益集市”定义为以社区公共空间为载体，整合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与居民等多方资源，通过市场化运作与公益价值相融合的周期性服务供给平台。其运作机制在于将治理要素转化为可感知、可参与的场景体验，并在市场交易与志愿服务中实现社区社会资本积累与治理效能提升。笔者提出“消费即治理”的核心命题，旨在突破场景理论与治理理论的传统界限，提供新的分析视角，为推动基层治理创新提供理论支持。本文通过对天津、临沂、东营、兰州、重庆等城市的社区公益集市案例进行对比分析，揭示社区消费-治理场景的内在逻辑、运作机制及其实践效能，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基层场景化治理创新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启示。

关于消费场景的研究，国外学者主要沿四个方向展开：一是在基础理论的建构方面，Silver与Clark等学者系统阐述了消费场景的要素结构、测量维度与创意驱动机制，将场景定义为由空间、设施、消费者、活动和价值观等元素构成的复合系统，并强调其具备真实性、合法性与戏剧性特征。二是在政策应用层面，消费场景与城市文化政策的适配性对城市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公共政策制定者可以通过投资特定风格场景的培育，塑造具有独特文化价值的社区，吸引并留住特定人群。三是从实践价值维度来看，消费场景不仅在经济活力预测与城市发展质量评估中起到显著作用，还成为城市竞争力的重要指标。四是对特定场景的分析，如民族餐厅或波希米亚文化等特色场景，展示了这些场景内在的文化资本转化机制与文化生产功能。

国内学界在引入场景理论的同时，主要开展了关于城市文化消费场景的研究，如长沙文和友场景、非遗旅游文化场景以及场景在城市空间、历史街区保护等方面的应用探究。在社区层面，有研究者通过问卷量表测量青年群体的需求，构建了包括消费设施、空间形态、文化符号与互动关系等要素的四维分析模型。然而，这些研究并未突破现有的场景理论框架，特别是在消费场景对社区治理的应用方面探讨不足。

在治理场景的研究方面，涉及的学科范围广泛，涵盖政治科学、公共行政与商业管理等领域。国外治理场景的研究有北极治理场景、大都市治理场景等，在社区层面偏向于解决诸如学区教育改革、社区伦理等特殊问题，探讨如何通过特定场景设计优化治理过程，提升治理效能。国内学界在讨论治理理论引入中国场景的基础上，剖析基层智能治理、产业数字化治理、港口物流治理等场景。在社区层面，学者们开始关注到场景营造作为社区治理的一个新视角，研究社区志愿服务的参与机制、社区工作专业化发展等具体方面。

现有研究共同揭示了治理场景的运作过程，通常包括治理主体的参与、治理场域的识别、治理活动的实施与治理目标的实现四个环节。然而，这些研究多集中于政府主导的治理场景构建，少有对多元主体协同共创的深入关注。同时，关于治理场景如何与居民日常生活场景有机融合，如何通过场景要素引导居民参与的探讨也显得十分有限。

当前，场景理论与治理理论的研究呈现领域分立的态势：前者主要关注空间符号与消费行为的认同建构；而后者则侧重于权力结构与制度安排的运行机制。关于两者之间的交叉融合研究亟待加强。这种分离式的研究范式导致了双重局限：在理论层面，尽管公益集市等新兴实践为两类理论对话提供了经验切口，但因缺乏整合性的分析框架，难以揭示消费行为如何嵌入治理过程的转化机制；在实践层面，治理活动的“任务导向”与消费活动的“需求导向”之间存在张力，既无法通过场景价值激活居民的参与内驱力，又难以将消费实践转化为可持续的治理资源。

为解决这一问题，笔者提出“消费即治理”的核心命题，尝试在这两大理论间搭建桥梁：其一，通过重构“消费-治理”共生关系，将场景理论中的空间叙事与治理理论中的主体协同纳入同一分析框架；其二，揭示消费行为如何通过认同赋权，促使居民从“市场消费者”向“治理共建者”的角色跃迁；其三，依托消费场景，整合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的分散化资源。通过这种双向互动的方式，突破传统二元对立的研究局限，探索基层治理的创新路径。

（二）概念界定与分析框架

作为场景化治理的典型代表，公益集市不仅在传统治理框架内融入了消费元素，而且实现了治理与消费场景的有机融合，超越了单一消费场景的范畴。本文将公益集市场景界定为社区消费-治理场景。作为一种新型的场景化治理样本，它以治理场景与消费场景的高度融合为核心，充分利用消费场景的独特优势，提升社区多元主体的参与度，促进治理平台建设，激活社区内外资源，并激发居民的参与动力。

“消费即治理”是社区消费-治理场景的核心理念。它融合了场景理论与治理理论，集中体现了消费场景与治理场景中各要素的高度结合：消费主体同时也是社区的治理主体，汇聚场景的人气；通过公益原则校准市场的逐利性，以市场规则提升治理效率，共同规范场景的运行；通过消费活动对社区资源进行符号化赋值，形成资源的消费；通过情感共鸣强化社区认同，通过互惠互利推动情感连接，从而有助于实现治理目标。社区消费-治理场景的显著特征在于其能够在统一的场景框架内同步运作消费与治理两种机制，实现市场逻辑的公共性转向与治理逻辑的弹性化调适，构建起具有内生稳定性的社区治理新生态。

基于对消费场景与治理场景理论的深入分析，笔者构建了社区消费-治理融合场景的分析框架（见图1），包含四个核心要素：场景人气、运行规则、资源消费和群体认同。该框架为进一步理解社区消费-治理场景的形成提供了有力支持。

图1　消费－治理融合场景框架

（三）四大维度因素

1.多方共造的场景人气

社区消费-治理场景中的场景人气由多元主体共同构建，这些主体包括居民、社区工作者、社会工作者、志愿者、社会组织以及周边企业等，共同承担消费者与治理者的双重角色。居民作为核心主体，通过参与公益集市中的闲置物品交换、游戏摊位等活动，满足其日常生活需求，同时成为社区治理的参与者。消费场景中的高自主性激发了居民作为治理主体的参与积极性，创造了由被动接受服务向主动参与治理的转变路径。居民的双重身份使得个人消费行为与社区公共事务紧密相连，消费行为不仅是对商品的获取，更是对社区服务的体验与社区公益的支持。

除了居民之外，各类主体在消费-治理场景中发挥着不同的功能：社区党组织和居委会通过政策传导与资源整合激活场景的合法性空间，协调街道提供场地审批、财政补贴等制度保障；社会组织发挥其专业优势，搭建志愿服务供需对接平台；社工机构的专业介入以项目化运作模式设计义卖规则，提升活动策划效能；辖区企业则通过物资捐赠、品牌联动等方式嵌入公益价值链，既履行社会责任，又获得社区认同。

这些主体参与的动机各异，但在消费-治理场景中形成了互利共赢的关系网络。对于市场主体而言，居民参与规模意味着潜在的消费流量与品牌曝光机会；社会组织则将其视为项目成效展示窗口；政府部门则兼具政绩可见性与公共服务创新诉求。多元主体的互动共存形成了场景人气的良性循环：居民作为消费者保障了场景的活力，作为治理者则构建了监督网络；而其他主体则提供多元资源与专业支持，共同使公益集市成为兼具市场吸引力与治理合法性的独特公共空间。

2.协同共制的运行规则

在社区消费-治理场景中，消费场所与治理场域中的规则体系共同规制着多元主体的行为。场景的规则建构本质上是市场逻辑与公共价值的制度性耦合，体现为消费规则与治理规则的有机融合与动态调适。消费规则包括市场消费机制和特殊场景的文化氛围，强调自愿交易、契约履行等经济原则以及场景文化的融入；而治理规则的首要原则是满足居民需求、维护居民利益，重要目标是构建有序、和谐的活动环境。

社区消费-治理场景的运行规则需兼顾消费与治理两套机制，在消费规则中植入公益导向的约束条件，通过场景化再造治理过程中的柔性引导机制，形成统一而协调的规则体系。具体包括：买卖自愿、消费者知情权、公益捐款不可退还性等基本原则；真诚交流、尊重商品等参与文化；维护集市秩序、禁止喧哗等秩序保障；维护社区公益精神、参与集市活动设计、为社区公益事业宣传贡献等发展规则。两类规则协同引导着场景的最终面向，消费规则通过价格平衡、交易限制等工具，将个体逐利动机转化为公共价值创造；治理规则则借助公益符号建构、服务关系嵌入等手段，确保市场活动不偏离社区福祉目标。

3.有序共享的资源消费

在明确的运行规则指导下，场景中的消费活动与治理活动得以有序进行，形成对社区资源的有效开发与共享利用。资源消费是消费-治理场景的核心环节，连接了消费行为与治理效能。在传统消费场景中，消费活动聚焦于居民与商户之间的商品与服务交易，目标是满足个人需求与实现商业价值；而在传统治理场景中，治理活动侧重于为社区多方主体的协作提供公共服务，目标则是满足公共需求与实现社区福祉。

消费-治理场景实现了两类活动的融合：一方面，消费不再仅仅是满足个人需求的工具，而是社区资源动员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治理不再仅仅是自上而下的行政安排，而是嵌入日常消费活动中的参与性实践。在这种融合下，居民参与资源消费的方式多样，包括捐赠、购买与交换等，资源类型构成了完整的资源体系（见表1）。

资源消费的独特价值在于，它不仅实现了资源的高效配置，而且通过消费过程中的互动交流，增强了社区成员之间的连接与认同。这种资源共享机制超越了传统资源分配的单向模式，形成了资源循环利用的良性生态。

表1　消费-治理场景中的资源体系

4.凝聚共识的群体认同

资源消费过程中形成的情感共鸣与身份认同，是消费-治理场景实现治理目标的关键路径。场景的设施、活动等要素与整体氛围情境相呼应，使参与者深度捕捉场景风格，形成共同文化与价值观。治理活动的积极开展最终目的是多重治理目标的有效实现，关注治理主体在获取日常所需的社区服务的同时，是否能够促进居民之间的交流，以及睦邻友好关系的建立。社区消费-治理场景的首要目标是提升社区居民的整体福祉，增强社区的凝聚力与向心力。

在社区消费-治理场景中，消费活动与社区治理活动的结合开展，使情感共鸣与治理目标实现的双重效果得以聚焦于社区范围。居民在通过参与消费活动获得乐趣的同时，也在治理活动中为社区作出贡献，从而凸显了社区成员身份。这种双重参与促进了居民之间以及与其他主体的交流互动，使居民能够将自身需求与期待融入场景，使社区公益与居民利益的关联更为紧密。群体认同的形成有效促进了社区凝聚力与向心力的增强。社区认同是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重要动力，而消费-治理场景通过消费体验与公益参与的结合，创造了认同感培育的新路径。居民通过参与集市活动，不仅体验了消费乐趣，也感受到了对社区的责任和归属感，进而促进了社区共同体意识的形成。

社区消费-治理场景具有一套完整的运作机制，在公益集市的实践中得到了具体而生动的体现。笔者选择天津、临沂、东营、兰州四地的社区公益集市，详细阐述了消费-治理场景的动态运作过程（见图2）。选择这四个案例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一是地域分布的代表性，涵盖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反映了不同区域的实践特点；二是创新模式的多样性，这四地在居民动员、规范运营、资源整合和组织培育方面各具特色；三是这些模式具有较高的认可度，均获得了主流媒体的报道与政策的肯定，具备强大的示范性和推广价值。

图2　消费-治理场景的运作过程

（一）居民动员与多方力量汇聚：内生需求的精准触达

有效的居民动员必须精准把握居民需求，降低参与门槛，并通过制度生态的构建，促进多方力量的协同。天津市和平区新兴街朝阳里社区的公益市集项目正是以解决社区居民之间连接不紧密、居民参与度低的问题为目标。该项目秉承“党建引领、需求导向、全员参与”的理念，打造了一种既具服务功能又具治理价值的社区场景，成为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重要平台。

朝阳里社区是全国首个社区志愿者组织的发祥地。2019年1月17日，习近平在朝阳里社区考察调研时强调：“要为志愿服务搭建更多平台，更好发挥志愿服务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2020年，社区择选60名熟悉社区环境、热心楼门事务的党员志愿者，成立了红色小巷管家志愿服务队，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协助公益集市活动的开展。社区党支部还建立了“红色N对一”帮扶机制，党员志愿者和网格员、楼门长等一起，与社区里的空巢老人、残疾人、困难居民结对，有针对性地利用集市中的资源帮助他们解决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难题。

从受助者到助人者，居民们主动牵头，在公益集市中提供义务理发等服务、表演快板等公益节目。居民力量不断增强，接连成立了“温馨家园”关爱空巢老人志愿服务队、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等38支志愿服务队伍，包括注册志愿者3771人，年均开展集市服务等活动5600件次。全民参与的公益生态在朝阳里社区构建起来。

场景人气的可持续性不仅源于居民的自发性参与，更取决于行政力量、市场组织与社会资本的协同供给。社区积极发挥“大党委”引领作用，与29家驻区单位、24家外区单位签订了共建协议，并建立起社区党建共建资源库，持续推动共建单位党员“双联系双报到”。社区“两委”作为枢纽，通过政策传导与资源整合激活了场景的合法性空间，协调街道办提供场地审批、财政补贴等制度保障；社会组织则通过专业优势搭建了志愿服务供需对接平台；社工机构的专业介入以项目化运作模式设计了义卖规则，提升了活动策划效能；辖区企业通过物资捐赠、品牌联动等方式嵌入了公益价值链，既履行了社会责任，又获得了社区认同。

（二）场域设置与活动规则界定：公益集市的规范运营

场域设置与规则建构是消费-治理场景得以有效运行的制度基础。场域设置需要考虑空间的可达性、功能的互补性和情境的协调性；而规则建构则需要兼顾消费机制与治理原则，通过多元主体参与的规则制定与动态优化，实现消费与治理的规范融合。山东省临沂市沂河新区公益集市活动坚持多方协同，建立了区、街道、社区三级联动机制，规范五步流程，从而推动公益集市规范化运营。

公益集市的场域设置不同于传统商业场所中由商家单方决定的模式，也区别于行政主导的治理场域。它需要构建制度化、规范化的运营体系，推动集市活动的可预期性、可复制性及可持续性发展。“临沂模式”通过三级协商机制确定了集市场域的设定：区级层面确定了总体规划与资源配置方案；街道层面统筹了区域内的场地资源与配套设施；而社区层面则通过居民议事会等形式收集居民意见，确定了具体的集市地点与布局。这种场域设置机制既考虑了场地的可达性、活动的适宜性和周边资源的互补性，又保障了居民的参与权，使场域设置本身成为治理过程的重要一环。

沂河新区还坚持规范组织，构建了完整的规则制定与优化体系，指导社区规范、有序开展各项活动。社区党组织通过召开协商议事会、发放调查问卷等方式，建立了需求导向的主题确定机制，突破了传统的行政主导决策模式，使居民从规则的接受者转变为共同制定者。在此过程中，辖区单位、“红领书记”派出单位、社会组织、周边爱心商家、热心志愿者等多方主体通过资源链接机制形成协同网络，有效解决了多元行动中的资源整合难题。活动预告环节通过“线上+线下”双轨公示制度，明确了服务内容与参与规则，降低了居民的信息获取成本；现场组织环节则通过空间分区规划与标准化标识，构建了可预期的参与秩序。集市结束后，通过设置“集市信箱”“留言板”等制度化反馈渠道，形成了“参与-评价-改进”的闭环系统。这不仅实现了服务项目的动态调整与规则文本的版本升级，更有助于多元主体之间的良性互动。

通过“试错-调整-再试错”的迭代过程，集市规则逐步定型。初期的集市规则主要集中在交易方式、价格区间、摊位申请等基础规则上，随着集市的发展，治理规则和发展规则逐渐得到了完善，包括公益金提取比例、资源分配方式、志愿者管理、活动评估机制、创新激励机制和品牌建设机制等，形成了一套兼顾市场活力与公益导向的规则体系。集市规则执行中采用了弹性机制，既保持了规则的稳定性，又允许根据具体情况作出适当调整，避免了规则僵化带来的运行效率下降。

（三）资源发掘与资金筹集：公共资源的可持续生产

资源发掘与整合是消费-治理场景发挥效能的物质基础。有效的资源整合需要打破部门壁垒和地域限制，构建多元化的资源发掘渠道。同时，建立规范的公益资金筹集与管理机制，确保资源的公开透明和有效使用，从而实现资源从个体消费到公共效益的转化。山东省东营市六户镇瑞景社区面临着社区居民多、资源少的挑战。在这一背景下，社区创新性地构建了“公益集市+信用积分”的多元资源整合模式，通过公益集市这一场景，盘活了辖区内外各类资源，为社区治理提供了充足的资源保障。

瑞景社区构建了多层次的资源发掘体系：在社区内部，挖掘居民闲置物品、社区场地设施、居民技能特长等资源；在辖区单位，发掘驻区单位的专业优势、场地设备、志愿人力等资源；在周边市场，发掘企业捐赠、商家优惠产品、专业服务等资源；向社会发掘社会组织资源、公益平台资源、媒体宣传资源等资源。依托社区资源，公益集市提供了理发、卫生清扫等40余个免费服务项目，设置政策宣传、公益服务、平价售卖、慈善捐赠、文化体验等多个功能分区，成为搭建在家门口的惠民便民实体化平台。

社区通过构建具有内生性资源再生特征的信用积分兑换机制，创新性地将居民参与志愿服务、垃圾分类、人居环境整治及公益捐赠等集市活动行为纳入制度化激励体系。该机制依托积分量化考评系统，将居民的爱心实践转化为可积累的积分，并以日常生活用品作为价值载体建立弹性兑换平台。这种闭环式激励设计不仅实现了美德培育与志愿服务间的良性互构，更通过系统化的物质再分配与价值再激活路径，推动社区资源进入“生产-交换-消费-再生产”的可持续循环。

随着“公益市集+信用积分”的深入开展，东营区一批企事业单位、区直机关、农村基层党组织、社会组织等也纷纷参与进来，集市资源更为丰富。2022年9月，“美德成金德润东营”党建联盟品牌发布仪式在六户镇举行，由农商银行为六户镇整域授信2亿元，对积分较高的居民、商户，还可以提升贷款额度，助力生产生活。通过建构“公益集市+信用积分”的多元资源整合体系，社区公益资金实现了从单向捐赠向可持续资源再生产的转型，成功破解了资源碎片化的困境。

（四）组织培育与专业转型：服务体系的能力提升

组织培育与专业化的服务推送是消费-治理场景实现长效治理的关键环节。有效的组织培育需要构建分层分类的组织体系，通过能力建设增强社区自主发展能力；而专业化服务推送则需要根据居民需求进行精准设计，通过混合供给提高服务质量，并通过闭环管理确保服务的持续优化。兰州市正宁路社区的“共享集市”案例入选了2020年创新社会治理典型案例。2017年以前，该社区的志愿者服务呈现出以行政动员为主、志愿队伍系统化建设不足、志愿服务实施碎片化等问题。面对这些挑战，社区通过公益集市场景培育了完整的组织体系和服务链条，将公益集市作为组织培育的孵化器和服务传递的连接器，成功实现了从“输血式”服务到“造血式”服务的转变。

正宁路社区通过构建“平台整合-分层孵化-精准服务”的递进式培育路径，推动社区服务从粗放式供给向专业化转型。以共享集市为核心枢纽平台，下设“百姓大舞台”和“帮帮队”等分平台，形成了三级组织架构：社区工作者及专业社工组成的核心层负责战略规划与标准制定，党员及居民代表构成的骨干层承担日常运营协调，普通居民及辖区单位构成的参与层则通过柔性机制嵌入服务链条。为了实现服务的精准推送，社区初期通过技能培训提升了个体服务能力；中期建立了标准化流程与督导体系，推动了20余支志愿团队分化出“银发调解”“健康宣教”等专业化服务单元；后期通过资源图谱绘制与需求匹配机制，分化出了心理咨询、旧物置换等8类服务。通过结构化的角色分工与服务产品的分层设计，社区能够聚焦不同群体需求和志愿者自身能力匹配度，开展精准化、专业化、项目化志愿服务。

社区还建立了需求导向的服务体系，进一步确保了服务的精准性与有效性。社区通过“心愿采集”形式，把每次活动中新的服务对象、新的居民需求记录下来，并及时发布到志愿者群体中，形成了从提供志愿服务到发现居民新需求，再到改进志愿服务的闭环式工作路径。依托共享集市开展的志愿服务时长累计超过9000个小时，为5.9万余人次提供志愿服务，不断满足社区居民多元化需求。此外，社区采用“政府保障+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三方供给模式，探索综合性社区志愿服务平台，既确保了基本服务的公平可及，又激发了社会力量参与服务供给的积极性。

传统治理场景尽管在灵活打造上发挥了其精准性等独特优势，进而提升了治理活动的效能，但仍存在显著局限。具体而言，一方面，治理场景中的任务往往是自上而下地单向传递，这种模式增加了调动各主体参与意愿的难度；另一方面，治理场景面临着资源枯竭的挑战，传统的政府投入型资源动员模式已无法为持续性治理提供充分的保障。此外，治理场景中的规则多显固定，缺乏足够的趣味性，导致志愿服务、公益募捐等活动难以激发治理主体的参与热情。相较之下，消费场景在激发主体参与积极性方面则具有显著优势。消费场景强调参与者的自主选择，能够有效激发主体的参与热情；通过市场机制实现资源的自主流动，从而为场景的持续运行提供物质基础。与此同时，消费场景注重情感体验与身份认同，通过场景设计的巧妙安排创造愉悦感与归属感。然而，单纯的消费场景往往缺乏公共价值导向，难以产生有效的治理效能。

“消费即治理”概念的提出，正是为了充分发挥消费场景的优势，克服传统治理场景的局限，赋予消费活动以公共价值，从而有效提升治理效能。具体而言，消费-治理场景通过融合消费场景塑造的文化价值观和场景吸引力等优势，发挥了两种机制的交互作用，展现出系统性、稳定性与循环性等特征。社区消费-治理场景在这一过程中能够吸纳多元主体参与，搭建起社区治理平台，挖掘并盘活社区内外资源，提供更加优质且多样的社区服务，从而不断回应居民多元化的需求。

（一）居民主体的广泛吸纳与有效动员

在社区治理实践中，居民作为核心主体，其参与度对于治理成效至关重要。然而，由于对公共利益认同度的不足等原因，传统治理场景中的居民动员面临着巨大挑战。相较于一般治理场景，社区消费-治理场景能够更有效地汇聚起场景中的人气，扩大参与主体的范围，将参与者从单一的居民群体拓展至社会各界；提升参与的质量，从被动应付转变为主动投入；延长参与的持续性，从一次性参与到长期的持续参与。

在场景开展的初期，社区通过多种方式捕捉居民的消费需求，设计低门槛的参与活动。例如，东营模式中的“主题活动引流”策略和临沂模式中的居民需求调研活动，都有效实现了居民的初步动员。通过消费主体与治理主体双重身份的互动，居民参与社区公益事业的热情被有效激发。消费-治理场景通过将公益活动与商品销售等消费活动相结合，相比单一治理活动而言，更加丰富且富有趣味性，这样的结合不仅满足了居民在娱乐、日常生活用品购买等方面的需求，也增强了参与的吸引力。消费场景中高自主性的设计激发了居民在成为治理主体之后的参与积极性，使得居民在参与过程中经历了由“要我参与”到“我要参与”的角色转变。在重庆的实践中，居民通过公益集市不仅满足了消费需求，同时也实现了社区认同与公共参与，从受益者转变为贡献者。

依托于居民参与所产生的人气效应，社区的其他社会力量也纷纷加入其中。四地的案例表明，随着居民参与度的提高，周边商铺、企业和社会组织等多方主体的参与热情也随之上升，形成了一个多元协同的参与格局。更重要的是，这种格局并非简单的主体叠加，而是通过场景化的运作实现了各类主体之间的深度融合与共生互利。

（二）公共平台的合理搭建与有序运作

社区治理需要依托有效的平台和规范的运行机制。社区公共文化广场、党群服务中心、志愿服务站等公共空间作为社区治理的重要阵地，往往由于缺乏常态化活动而未能充分发挥其潜力。社区消费-治理场景则创新性地将这些公共空间充分利用，使其承载了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丰富活动，从而成为社区治理的重要平台。

在平台搭建过程中，社区消费-治理场景通过创新性地整合物理空间（如临沂模式中的功能分区设计）、社会空间（如东营模式中的多主体互动网络）和心理空间（如兰州模式中的情感连接），构建了一个既有形又无形的综合性平台。该平台通过承载信息、服务、交往与协商等多方面的功能，为居民的参与提供了全方位的支持。公益集市不仅成为社区信息交流、需求表达、资源对接的集散地，也通过整合各类服务资源，提供了多元化、一站式的社区服务；同时，公益集市还促进了居民间的互动交流与情感连接，为多元主体参与社区公共事务提供了有效的商议与决策场域。

为了确保居民的参与能够有序进行，社区消费-治理场景通过结合消费规则与治理原则，形成了场景的运行规则。这些规则不仅提供了科学的居民参与方式，还保障了活动的质量与参与的效率，从而使得场景活动真正成为社区治理的居民参与平台。通过引入消费场景中的市场消费规则，社区消费-治理场景能够引导居民融入场景氛围、参与消费活动，进而实现对居民参与的有效激励；同时，通过居民参与制定行为规则，场景规则体系得以不断完善，使得各类主体能够在公平、透明的框架下进行互动，从而确保了居民行为的规范性，使场景活动能够真正惠及居民。

（三）公益资源的充分开发与循环利用

社区资源是社区治理的基础与保障。传统治理模式下，社区资源的动员面临三大困境：资源来源单一、资源分布碎片化、资源使用效率低下。社区消费-治理场景通过创新机制有效解决了这些问题。从治理效能的角度来看，社区消费-治理场景提高了资源的获取、配置和利用效率，通过物品的循环利用、资金的循环流动、服务的循环提供，形成了“物尽其用、钱尽其效、人尽其才”的资源生态。

在资源开发方面，消费-治理场景突破了传统资源动员的瓶颈。从单一的政府投入资源扩展为“政府+市场+社会+居民”的多元投入，拓宽了资源来源。除了物质资源外，场景还整合了服务资源、关系资源和信息资源，创新了资源的形式，形成了涵盖基础保障、增值服务与创新项目的完整资源谱系，优化了资源结构。

在资源整合方面，消费-治理场景实现了三层次的资源链接。微观层面，通过公益集市平台将分散的居民闲置资源进行集中；中观层面，通过跨界合作打破部门壁垒，实现了资源的横向流动；宏观层面，通过区域联动将社区内外资源有效对接，形成了资源协同网络。

在资源循环方面，消费-治理场景构建了资源的闭环生态系统。通过市场化机制实现资源的初次配置，满足消费者需求，进而通过公益导向的制度设计，将部分消费收益转化为公共资源，投入社区公益，最终通过精准服务回馈社区，推动了资源的再循环，促使产生了新的消费需求和参与动力。该循环机制不仅解决了“资源从哪里来”的问题，也回答了“资源往哪里去”的问题。通过这一机制，资源在社区治理中不断增值与再生，为治理的可持续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

（四）社区参与的动能激发与持续增强

公益集市活动的开展以及后续资源的利用，不仅促进了社区公益文化价值观的塑造，还增强了居民的社区认同，从而激发了居民持续参与的动力。在价值观塑造方面，消费-治理场景通过将商业消费与公益行为有机结合，潜移默化地传递了公益文化。公益义卖、小游戏等公益消费活动不仅是物质层面的交换，更是社区公益精神的传递与居民邻里间情感共鸣的媒介。随着集市活动的常态化开展，社区逐渐培育了“人人公益”的文化氛围，使公益不再是外部的要求，而是转化为内在的自觉。

在身份认同方面，消费-治理场景通过参与体验构建了居民与社区的深度连接。居民在公益集市中扮演消费者、贡献者、组织者等多重角色，这种多维互动加强了作为社区成员的身份意识。兰州模式中培育的20余支志愿服务小分队，正是居民身份认同增强的直接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