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刘达，广东工业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博士后；李志刚，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献来源：《地理学报》20250617网络首发
摘要：新时代的人口回流与县域城镇化紧密结合，成为中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的重要维度及抓手。已有研究侧重人口回流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较少考察人口回流推动形成的多样化县域城镇化模式类型及其演进特征。为此，本文以中部人口回流的典型区域湖北天沔地区为例，运用2018年4月—2022年11月的田野调查数据，深度刻画了广州、武汉等中心城市服装制造业人口回流创业就业推进形成的县域城镇化模式类型及其演进特征。研究发现：（1）湖北天沔地区以一般制造业为主要领域的回流创业就业推动县域城镇化向依托本地工业化的“内生型城镇化”模式转变，主要形成了以开发区为载体的“集聚式县城城镇化”、以镇级工业园为载体的“集聚式镇区城镇化”、以学校周边住区为载体的“扩散式县城城镇化”等3种类型；（2）高质量发展目标导向下的县域经济包容性减弱是推动回流创业从集聚到扩散、正规化到非正规化演变的关键因素，回流创业空间呈现从以开发区、镇级工业园为代表的增量扩张向以学校周边住区为代表的存量再利用转型。最后，本文提出，实现以人口回流推动县域城镇化的发展模式面临三大共性问题，需要以促进劳动力与资本要素在回流地的重新组合为核心制定相应对策。
关键词：流动人口；回流；创业；就业；县域城镇化；湖北天沔地区
一、引言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极快的城镇化进程，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严重滞后，凸显城镇化质量不高的核心问题。中国过去40多年的快速城镇化以异地城镇化为主，而且是以国家级城市群特别是城市群核心城市为主要载体，流动人口的“半城镇化”问题突出。对此，中央政府持续聚焦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强调“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明确推动“人”“地”“钱”等城乡要素自由流动的政策举措。县域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切入点，其以县城和重点镇为空间载体的城镇化是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支撑和重要驱动力。
进入新时代，中国的人口回流趋势与流动人口城镇化需求意愿为推进县域城镇化提供了现实基础。《中国流动人口报告》显示，2017年全国有约22.8%的流动人口回流；七普数据表明，中国流动人口向中西部地区回流的同时，内陆城市群核心城市的流动人口向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回流；这一现象在区际制造业转移、疫情的叠加影响下愈发显著。研究表明，回流人口的城镇化需求与能力比留守人口更高，是中国县域城镇化的主体构成；低成本的县域城镇化也是流动人口体面进城的最优选择。因此，深入解析人口回流对县域城镇化的影响对于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学界已有部分研究将流动人口回流引致的县域城镇化现象概念化为“逆城镇化”、“回流城镇化”等，但对人口回流能否有效推进县域城镇化建设尚未有定论。部分学者侧重人口回流的积极效应，认为人口回流可以推进城市资源要素向乡村流动，此类研究强调流动人口回流及其创业带动了“人”“钱”两大生产要素的城乡流动，进而推动县域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协调发展，为城乡融合发展提供内生增长动力。也有学者认为回流效应的发挥受制于回流地经济基础和个体资本禀赋。传统人口流出地的县域经济基础普遍薄弱，且在公共资源配置中长期处于弱势地位，容易引发回流人口失业、返贫、养老脆弱性等问题。此外，部分回流群体的素质偏低且资金规模偏小，小规模回流创业对县域经济发展的作用有限，而政府支持返乡创业政策导致小有资本的劳动力在短时间内过多涌入创业市场，也可能加剧回流创业风险。因此，人口回流对县域城镇化可能具有双重效应，以人口回流推进县域城镇化建设必须注重发挥回流的积极作用，同时抑制其潜在的消极影响。
从现有研究看，至少有两方面值得进一步探究：①基于空间形态视角的县域城镇化模式类型。产业发展是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关键支撑，空间供给为其提供保障。已有研究侧重回流创业就业对回流地经济发展的影响，较少从城镇化空间形态的视角凝练县域城镇化的模式类型。②关于县域城镇化模式类型的多样性。县域城镇化是多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人口回流对县域城镇化的影响因经济基础、基础设施建设、公共资源供给、产业发展、地方治理等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已有研究多为单案例的横向研究，较难反映人口回流推动形成的不同县域城镇化模式类型以及这些模式的阶段性转变。
鉴于此，本文选择湖北天沔地区开展实证，聚焦两个问题：①流动人口回流创业就业推动形成的县域城镇化模式如何？对县域经济、土地有何影响？②不同时期形成的县域城镇化模式类型如何演进？产业类型是影响城镇化空间形态的重要方面，本文以服装制造业领域的回流创业就业为切入点，旨在为理解人口回流推动的县域城镇化的复杂性提供一个切口，结论具有一定的适用范围但仍可为后续研究提供假设基础与验证标尺。
二、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流动人口回流创业就业以从事农业、乡村旅游业、生活性服务业、一般制造业为主。但农业、乡村旅游业、生活性服务业的吸纳就业能力普遍较低、经济规模偏小，对县域城镇化的推动作用有限；而一般制造业可以吸纳大规模劳动力就业，工业化带动城镇化的效果也更为突出，因此本文聚焦以一般制造业为主要领域的回流创业就业，探讨其对县域城镇化的推动作用具有更为重要的理论意义。在实践层面，服装制造行业具有劳动密集、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低资本密度等一般制造业的特征，是中国流动人口就业的传统阵地。外出务工促进了流动人口的能力发展和创业参与。近些年以服装制造主导的回流创业在全国范围内渐成趋势，形成了湖北天沔、江西兴国、安徽望江、河南商丘等典型样本，为本文提供了实证基础。
其中，天沔地区位于湖北省中南部、江汉平原腹地，是中国传统农区和重要的商品棉粮生产基地，其中的石家河遗址（距今约4000年）被视为长江中游地区文明的中心。天沔是湖北省天门、沔阳（现更名为仙桃市）两地的合称，历史上的汉川市曾属沔阳，且与天门、仙桃两地地缘相近、人缘相亲、业缘相融、文缘相通，因此本研究所指的天沔地区主要包括汉川、仙桃、天门3个省管县级市。
选择天沔地区作为案例地的原因在于：①天沔地区是中部地区的传统人口流出地，近些年通过承接回流创业就业取得了县域城镇化建设的明显成效。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天沔地区有约40万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从事服装行业。但随着近些年中心城市产业转型升级与城市更新的推进，广州、武汉等地的服装制造工人纷纷回流创业或就业，截至2024年，带动天沔地区新增服装企业近5000家，吸纳产业工人约20万人，成长为全国最大的服装制造加工基地。②人口回流推动天沔地区县域城镇化发展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汉川、仙桃、天门虽然是3个不同的县级行政单元，但其历史同源且本文所探讨的县域城镇化是源自同一社会群体回流创业的影响，因此三者可视作一个紧密相连的功能地域。从历史视角来看，三者承接人口回流的时间点不同，其推动的县域城镇化进程也呈现出阶梯状发展轨迹，因此基于天沔地区的案例研究有助于把握事物的阶段性演变特征。③人口回流推动形成的天沔地区县域城镇化模式类型具有多样性。汉川、仙桃、天门三地虽然具有相似的社会经济条件，但其承接人口回流的载体空间不同，推动形成的县域城镇化模式类型存在差异性。因此，选择天沔地区作为案例地不仅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而且符合案例相似性和多样性原则，可有效呈现人口回流对县域城镇化影响的共同性和差异性。
2018年4月—2022年11月，笔者对天沔地区13个承接回流创业的典型地域开展了6轮田野调查（图1），调研内容包括人口外流与回流创业/就业过程、人口回流对县域城镇化的影响等方面，共访谈108人，包括政府工作人员29人、回流就业工人33人、本地就业工人10人、外来务工人员6人、回流创业者20人、外来创业者4人、周边居民6人。
图1 天沔地区承接回流创业的典型地域
三、人口回流推动的县域城镇化：类型与特征
自2000年以来，城市更新与产业转型升级对武汉、广州原有的服装制造功能形成“挤出效应”，推动大量流动人口回流至天沔地区创业或就业。从共性特征来看，天沔地区的回流创业与中心城市的一般制造业转移相结合，具有创业主体多元化、行业集中化、产业规模化的特征，这也是本案例的特殊性。从个性特征来看，汉川、仙桃、天门承接人口回流的主要空间载体分别是位于县级市中心城区的经济开发区、重点镇镇区的镇级工业园、县级市中心城区的学校周边住区，其发展分别源于承接武汉市第一轮、第二轮服装人口回流以及广州市服装人口回流。因此，汉川、仙桃、天门代表了天沔地区承接流动人口回流创业/就业的3个阶段，分别对应人口回流推动县域城镇化的3种类型。
（一）第一阶段：以经济开发区为主要载体的“集聚式县城城镇化”
2005—2015年是天沔地区承接回流创业与就业的第一阶段，在汉川市形成了以汉川经济开发区为主要载体的“集聚式县城城镇化”类型。回流人口向经济开发区集聚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阶梯起步的应变需求。服装制造业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最早的产业之一，多占据中心城市的核心地段且以高密度、非正规化的“三合一”场所为主。但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传统的“三合一”生产模式不仅无法满足企业的产能扩张需求，而且成为城市安全整治的重点对象。因此，回流创业伴随着生产经营方式从“三合一”向现代化工厂转变的需求，进而催生出对正规化产业园区的偏好。二是园区空心化的破解需求。自2000年以来，全国范围内掀起了设立开发区的热潮，国家级、省级和专项产业载体等多类型、多级别的开发区建设迅猛发展，一个县存在多个开发区成为一种常态。但中西部县域长期处于劳动力与资本要素双重流失状态，园区空心化问题突出。典型如武汉市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对周边地区的“虹吸效应”突出，致使县域经济开发区招商引资困难。在此背景下，汉川市政府引导回流创业向汉川经济开发区集聚可以有效解决园区空心化问题。因此，以经济开发区为主要载体的“集聚式县城城镇化”是快速城市化背景下通过承接以一般制造业为主要领域的回流创业解决县域土地和经济空心化困境的结果。
人口回流对汉川市县域城镇化的影响呈现两方面特征：一是回流创业经济规模迅速壮大，纺织服装产业发展成为汉川市最大的支柱产业。截至2004年底，汉川市仅有规模以上服装企业8家，从业人员约2000人；2015年仅汉川经济开发区集聚了服装企业3500多家，从业人员达10万人以上。需要说明的是，随着汉川市回流创业规模不断壮大，其产生的磁吸效应也吸引了来自仙桃、天门、潜江等周边县市的流动人口前来创业就业；但随后的土地供给收紧限制了产业空间扩张，这部分人群逐渐回流至自己户籍地所在县市创业或就业，汉川市服装产业规模有所萎缩。截至2019年底，汉川经济开发区共有服装制造企业近1200家，相关从业人员约8万人。二是工业空间迅速扩张，城市建设用地配比失衡。2005年位于汉川经济开发区的汉正服装工业城规划面积仅2000亩（1亩≈666.7m2），修建性详细规划1000亩。截至2015年，汉正服装工业城总体规划面积达4960亩，已开发面积达3000亩；此外，汉川经济开发区吸引汉川籍企业家回流投资建设了浙商产业园、裕华工业园、中华皮草城和北河工业园等多个服装工业园区。从用地结构看，2016年汉川市工业用地占城市建设用地高达44.64%，远高于国家标准15%~30%。
（二）第二阶段：以镇级工业园为主要载体的“集聚式镇区城镇化”
2015—2020年是天沔地区承接回流创业与就业的第二阶段，在仙桃市形成了以毛嘴镇镇级工业园为主要载体的“集聚式镇区城镇化”类型。这一阶段回流人口向镇级工业园集聚的原因主要是：一是部分重点乡镇的区域交通优势突出，与县城、县级市中心城区并无太大差距。服装产品市场周期短，加之中低端产品以“打版”、卖爆款为主，致使回流企业对市场信息的获取以及产品进入市场的速度颇为敏感，因此与专业市场的时间距离是影响回流创业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武汉市汉正街距离毛嘴镇100min车程，与仙桃市中心城区相距80min车程，因此流动人口回流至毛嘴镇或中心城区创业具有相近的时间距离。二是随着土地资源约束趋紧，经济开发区逐渐转向发展高产出效益、高产出效率产业，而镇级工业园对一般制造业更具包容性。国家“十三五”规划明确实施建设用地总量和强度双控行动，要求有效管控开发区无序扩张，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对此，天沔地区的各类开发区均提高了产业准入门槛，将以小微工业为主要特征的回流创业排斥在外，推动其向低准入门槛的镇级工业园集聚。典型例证是在天沔地区承接第二轮服装人口回流过程中，汉川经济开发区收紧服装产业用地供给推动回流创业与就业向汉川市西江乡、马鞍乡、仙桃市毛嘴镇等乡镇大规模转移；以承接大型回流创业项目为目标的天门工业园（省级开发区）仅吸引5家企业入驻，致使园区产业空心化。因此，以镇级工业园为主要载体的“集聚式镇区城镇化”是土地资源紧约束下一般制造业从强管制的经济开发区向弱管制的镇级工业园转移的结果。
人口回流推动仙桃市县域城镇化主要表现为：一是乡镇工业崛起，生活性服务业升级明显。2021年毛嘴镇服装产业从原有的三大特色产业（轻纺服装、机械制造和食品加工）之一演变为唯一支柱产业，吸纳3万多回流人口从事服装制造，集聚服装制造企业242家、上下游相关企业超300家，年产女裤1.1亿条，年产值60多亿元，占全国60%的女裤产值，以毛嘴镇为核心的服装产业成长为仙桃市三大主导产业之一。镇区星级酒店、高端餐饮、商超、“十里夜市”等消费场所加速涌现，回流人口周边游、休闲游等市场兴起。二是土地利用结构大幅度调整，镇区工业用地迅速扩张。《仙桃市毛嘴镇镇区规划（2016—2030）》显示，2015年毛嘴镇镇区现状工业用地（包括服装产业园以及镇西的机械产业园）170.65hm2，规划至2030年工业用地274.26hm2，占城镇建设用地比例为33.24%。但截至2020年，毛嘴服装工业园规划面积已由200亩增长至5000亩，已建成面积达2350亩，远超出镇区规划工业用地规模。
（三）第三阶段：以学校周边住区为主要载体的“扩散式县城城镇化”
2020年以来是天沔地区承接回流创业与就业的第三阶段，形成了以家庭服装作坊为主要形态、以学校周边住区为主要载体的“扩散式县城城镇化”类型，其中尤以天门市长湾村为典型。随着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进一步加大土地执法监管力度，建设用地总量和强度双控行动对增量扩张的抑制作用从国家级、省级开发区传导至镇级工业园，推动回流创业的载体空间从正规化产业园区转向低效闲置空间的非正规利用。从需求侧看，回流创业向学校周边住区集聚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创业成本低。天门市人口流失严重，县城居住空间长期供大于求，闲置民房的租赁价格明显低于正规化产业园区。例如毛嘴服装工业园标准厂房月租金普遍在90~150元/m2，自建厂房则需投资上百万，而天门市长湾村某房屋出租面积约120m2，年租金仅1万多元。二是满足灵活用工需求。受县域教育向城化发展的影响，进城陪读成为中国农村家庭劳动力配置的重要策略，推动县城学校周边住区发展成典型的回流人口聚居区。这部分回流陪读群体虽然在子女上课期间拥有大量空闲时间，但难以实现固定用工或远距离兼业，因此就地灵活就业成为不二选择。而家庭服装作坊的规模普遍较小，作坊主倾向于根据生产订单的具体情况进行灵活用工，与回流陪读群体的就业需求形成有机契合，从而推动回流创业向县城学校周边住区扩散。这一时期，汉川、仙桃两地的回流创业也呈现出向学校周边住区扩散的趋势，形成了汉川市鑫诚佳园、仙桃市新城壹号等承接回流创业发展的典型地域。因此，以学校周边住区为主要载体的“扩散式县城城镇化”源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导向下，政府强化土地管控约束、回流创业者缓解生产要素成本压力与回流劳动力就地兼业需求的互动叠加。
人口回流推动的天门市县域城镇化呈现显著的非正规性。与汉川经济开发区、毛嘴镇相比，天门市长湾村虽集聚大小服装作坊100多家，年产值6000多万元，但服装作坊多而不强，且大部分未依法获得营业执照、生产许可等，非正规经济形态特征显著。其次，回流人口大量涌入创业市场带动空间需求暴增，学校周边住区的“民宅办厂”“两违”建设情况突出。典型如长湾村大部分居民在未取得规划许可的前提下实施了房屋拆除重建，将原有的1~2层自建房扩建为4层，其中1~3层转换为仓储、生产功能，仅第4层保留居住功能，房屋内部普遍采取无区域分割的大开间，厨房、卫生间、客厅等附属空间被大幅度压缩。大量扩建房在建设阶段或毛坯房状态就已投入使用，裸露的钢筋水泥、随意堆放的建筑材料和垃圾与小作坊内部热火朝天的生产场景形成鲜明对比。
四、人口回流推动县域城镇化发展的共性障碍
人口回流，尤其是回流创业成为近些年推动天沔地区县域工业化、城镇化的重要动力之一，但随着回流创业规模快速扩大，人口回流推动县域城镇化发展的过程面临显著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一）县域产业承载能力和人口集聚能力弱
县域经济基础对以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为主要领域的回流创业支撑作用不足。一是劳动力规模偏小，回流企业招工困难。人口流失及劳动力要素短缺是中国县域经济发展面临的共性问题，回流创业的蓬勃发展致使部分县域用工需求激增，与有限劳动力供给的矛盾日益突出。调查显示，自2020年以来天沔地区的回流创业企业猛增，其中仅天门市就新增1600多家中小服装企业，企业普遍反映在手订单充足，但用工不足导致企业有订单不敢接，无法实现规模扩张。因此劳动力资源紧缺是制约县域制造业生产扩张的关键因素，致使回流创业对县域城镇化的推动作用放缓。二是产业配套设施不完善，供应链成本高企。流动人口回流创业以中游生产制造为主，缺乏上游原材料供应与下游销售服务的本地配套，而县域交通基础设施和现代物流体系普遍薄弱，致使原材料和产品的运输成本和时间上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产业竞争力，制约了回流创业向更大规模、更高质量发展。
公共服务设施缺位推动回流劳动力的再迁移。中国流动人口发展从追求劳动报酬提高转向对生活、工作品质的更高要求。人口回流导致县城和部分重点乡镇的常住人口规模在短时间内急剧膨胀，公共服务需求暴增，但财政收支矛盾致使县级政府的公共服务供给职能弱化，教育、医疗、体育、公园广场等公共产品不能足额供给，较低的人居环境支撑条件造成了回流人口的再次外出和继续流动。此外，公共服务资源的集中化供给致使住房、教育、医疗等优质资源向上集中，回流人口为追求更高的教育质量和生活品质，具有向上流动的强烈意愿，乡镇甚至县城成为回流人口家庭分步进城的中转站。
（二）高质量发展导向下包容性政策供给不足
回流创业与地方政府包容性政策供给不足的矛盾突出。当前的回流创业以规模农业、零售商业和小型制造业为主，劳动密集、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低资本密度的特征突出，因此回流创业具有包容性增长的根本特征。但部分县域脱离地方实际与比较优势去大力追求高新技术产业，优先保障其政策供给和要素投入。特别是在资源紧约束条件下，县域产业政策对一般制造业的包容性不足致使回流创业项目的落地与可持续发展面临冲击。典型如汉川经济开发区在“十三五”时期转向发展新材料、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对以小微工业为主要特征的回流创业形成空间挤出效应，具体包括：一是提高投资强度准入门槛，要求亩均投资不得低于200万元、亩均税收不得低于15万元，投资额度小于2000万元不再单独供地等；二是开展存量企业的整治工作，包括对“三合一”场所予以关停、对企业违建房和小产权房予以强制拆除等。作为结果，2019年汉川经济开发区仅有服装制造企业近1200家，较巅峰时期减少2300多家。值得注意的是，汉川经济开发区限制了对服装产业的土地供给，但其重点招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也并未取得预期成效，逐渐陷入了高新技术产业引不来、传统产业进不去的困境。
建设用地指标供应趋紧及其非均衡性配置深刻影响县域经济包容性的演变。2003—2015年国家建设用地指标向中西部和中小城市倾斜配置，形成劳动力、资本与土地要素集聚的空间错配，中西部县域的工业空间扩张与产业空心化矛盾突出。典型如天门市下辖3个街道、22个乡镇，在2014年建有天门经济开发区、天门高新园、天门工业园、岳口工业园（现清理整顿为一个省级开发区），用地规模达100km2，但税收收入仅6.32亿元；乡镇规划建设16个工业小区，但落户企业仅78家。在这一背景下，地方政府具有承接产业转移的强烈动机，对以小微工业为主导的回流创业具有较高的包容性。然而，随着资源紧约束逐渐成为发展新常态，土地资源配置瓶颈对各类开发区、镇级工业园的约束效应依次浮现，回流创业面临县域经济过程中的机会不平等。具体表现为土地指标对小微工业逐渐收紧，回流创业从国家级、省级开发区向低级别的镇级工业园、再向学校周边住区等非正规空间蔓延，最终呈现零散分布、“围城”发展态势。因此，县域经济包容性减弱是推动回流创业从集聚到扩散、从正规化到非正规化形态转变的关键因素。
（三）城镇空间供给对回流创业需求的响应滞后
城镇空间供给对人口回流带动的快速工业化适应不足：一是建设用地在地区之间配置失衡，回流效应显著地区土地指标紧缺。既有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采用自上而下的计划指标进行空间传导，地方政府为追求利益最大化而不断强化高等级城市的利益，对中心城市、重点城镇的强力倾斜形成了对传统人口流出地土地指标的局部挤占，回流创业的空间需求与有限新增建设用地指标之间的矛盾突出。二是规划管控要素缺失，城镇空间建设失序。既有规划对人口回流带动产业转移的前瞻性认识不足，未能预见到产业转移的时间、区位与规模，对此类突发事件的应对能力不足，致使回流地的既有用地结构与人口回流、产业发展衔接不畅，“先建设、后规划”“有建设、无规划”、突破城市空间增长边界等现象突出。典型如汉川市浙商产业园、裕华工业园、华中皮草城等回流创业载体的建设均突破了彼时的城市空间增长边界。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湖北天沔地区为例，运用多案例研究法系统揭示了人口回流推动形成的县域城镇化模式类型及其演进特征，对理解经验世界的多样性、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具有启示性。主要包括以下两点认识：
（1）以一般制造业为主要领域的回流创业就业推动县域城镇化模式从传统的异地工业化带动本地城镇化转向依托本地工业化的“内生型城镇化”，具体形成“集聚式县城城镇化”“集聚式镇区城镇化”和“扩散式县城城镇化”3种类型。本文的研究结论验证了城镇化进程中“集聚”与“扩散”的阶段性空间形态演化规律，以及人口回流对县域城镇化的影响呈现县城与重点乡镇的空间效应。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回流创业与就业实质上是资本与劳动力的空间再分配过程，劳动力与资本在回流地的重组是推动中西部县域城镇化的关键。但从全局来看，回流人口创业比例仍然偏低，呈现就业低行业匹配度、低职业匹配度和高失业率的实践特征。因此，实现人口回流带动县域城镇化的发展模式需要提高县域就业机会和产业发展：一是地方政府要强化产业判断力，引导与本地劳动力结构匹配的回流创业。传统的链式流动以及“同乡同业”模式形成了某一行业劳动力与资本要素的地方性集结，这就导致某一地区的人口回流容易牵引特定行业资本协同流动，形成劳动力与资本的双重回流及其在回流地重新组合，因此本地根植性是影响地方产业选择的重要方面。二是正视一般制造业对吸纳农业转移人口就业的积极作用。围绕农业、乡村旅游业、生活性服务业的回流创业吸纳就业作用有限，而制造业集聚显著推动了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特别是其空间溢出效应在推动本地区新型城镇化的同时还能带动周边地区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在当前中心城市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型驱动流动人口回流的背景下，中西部县域要发挥劳动力回流对产业转移的牵引作用，强化对一般制造业的包容性政策供给，避免陷入高新技术产业引不来、传统产业进不去的困境。
（2）县域经济包容性减弱推动回流创业从集聚、正规化向扩散、非正规化演变，回流创业空间从以开发区、镇级工业园为代表的增量扩张向以学校周边住区为代表的存量再利用转型。在土地资源约束趋紧和高质量发展目标导向下，中西部县域对一般制造业的包容性减弱，以小微工业为主要特征的回流创业呈现从集聚向扩散、从正规化向非正规化演变的趋势。另一方面，新时代的人口回流一定程度上是家庭角色的回归，存在“半工半耕”“半工伴读”的现实性需求，因此人口回流推动的县域城镇化具有以兼业与流动性为核心的非正规经济发展的实践逻辑。与依托开发区、镇级工业园等平台发展的正规经济相比，以学校周边住区为载体的非正规经济契合了回流创业者低资本投入和回流就业者兼业的需求，逐渐成为回流创业的主体形态。在此认识的基础上，实现人口回流带动县域城镇化发展模式需要：一是在地方经济增长目标下强化对劳动密集型小微工业、非正规创业的包容性；二是在土地资源紧约束条件下，基于劳动力特性和用工需求合理推动工业向园区集聚或扩散化布局，尤其是允许小微作坊向优质教育资源周边布局。非正规经济并不必然以转向正规经济为目标，地方政府应避免采取激进政策推进回流创业的正规化发展。
本文聚焦于以服装制造为代表的一般制造业回流创业，但围绕农业、乡村旅游业、生活性服务业、一般制造业的回流创业的空间发展需求与布局逻辑迥异，未来研究可进一步关注不同领域回流创业推动形成的县域城镇化模式类型差异。研究区域聚焦在湖北天沔地区，未来研究可通过增加回流地域的多样性，进一步明确本文研究结论的适用范围和边界条件。需要指出的是，相关部门尚未建立起针对回流人口及其创业就业的监测体系，本文所使用数据主要来自访谈对象及政府文件，在系统且精确反映回流人口数量、结构的动态变化方面存在一定局限性，但仍可为发展趋势研判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