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黄鹏进，中共杭州市委党校法学与社会学教研部教授，中共杭州市委党校乡村振兴研究中心主任；王学梦(通信作者)，浙江中医药大学人文与管理学院副教授。

文献来源：《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1期。

摘要：在中国最近10余年快速推进的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在县域城镇化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农民通过县城实现进城梦想的同时，近年来中西部地区出现了部分农民返乡回流的现象。这一现象的发生既与农民在县城“低收入-高支出”的家计结构有关，也受到农民家庭生命周期变迁、乡村价值回归等多重因素影响。总体来看，当前中西部地区农民的县域城镇化还存在较大的不稳定性，表现出经济支撑基础弱、进城动机不持久、生活风险加大等特征。其未来发展趋势亦有着较大的不确定性，与县域产业能否高质量发展、新生代农民的发展能力以及乡村振兴战略等有关系。这说明，关注县域城镇化不能仅有农民“进城”的单向视角，还应包括进城后“返乡”的面向，中西部地区的县域城镇化还只是农民“家计过程”的一部分，并不意味着农民完成了市民身份的转化。农民在县城的深度扎根需要经历一个较为长期的过程，进城与返乡之间的适度重复、往返将会成为中西部地区县域城镇化的一种常态。

一、问题的提出

欧美等西方国家的早期城镇化，主要源于工业化转型与市场化自发推动。工业化大生产天然要求采取集聚的生产组织形式，以高效配置生产要素、降低生产成本，进而生产出与乡村“小集聚-大分散”完全不同的城市集聚型的空间形态。同时，在市场的自发调节下，城市工业生产相对于农业具有更高的利润价值，吸引着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自发流动、集聚，并推动形成大、中、小分层布局的城市类型。从这个意义而言，西方经典意义上的城镇化是工业化发展的自然衍生，工业化为城镇化提供产业经济基础，而城镇化为工业化提供空间形态基础。与西方城镇化推进机制相区别，长期以来，中国实行的是一种以政府为主导的城镇化推进机制。为推动国家工业化积累与重工业优先发展，政府通过实施严格分割的城乡户籍制度、就业制度和社会福利制度，将农民和农村排斥于工业化进程之外，进而导致中国城市化水平滞后于工业化。其经验教训也让人们逐步认识到，城镇化是伴随着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的世界性趋势，城镇化带来的集聚效应是工业化相辅相成的手段。但是，考察最近十余年我国中西部地区快速发生的县域城镇化，会发现其与经典意义的城镇化有着并不一样的实践逻辑。无论是县域城镇化的经济基础，还是农民城镇化的动机意愿，以及县域城镇化后离散型的社会关系网络，都从一开始就蕴含了这种城镇化方式的内在不稳定性。正是由于这种不稳定性，农民容易做出从县城返乡回流的行为抉择。

首先，从经济基础来看，中西部区域的县域城镇化缺乏高质量工业体系的有力支撑。我国中西部地区广泛发生的农民县域城镇化过程，主要源于农民半工半耕的家计模式及其积累。中西部地区的许多农民家庭，老年人在家中务农或做些副业并照顾小孩，而年轻人则去东部沿海打工挣取更高收入。在这种半工半耕家计模式下，一个家庭通过10年左右的积累通常能够积攒在县城买房的成本。但即便能够在县城买房，许多农民的收入仍旧不足以支撑其相对体面的县域城镇生活。一方面，县城中能够提供的就业岗位相对较少，且工资偏低，农民在县城务工并不足以支撑一个家庭在县城生活的日常开支。也正因此，即使在县城购房，也仍旧有超过70%的农民需要去沿海发达地区务工，进而形成了“大城市+县城+乡村”的三栖居住空间结构。这些外出务工农民通常只有在春节等重要节假日或者有其他重要事情时才回到县城住上几天。就此而言，县城购房其实并未实现许多农民真正意义上的城镇化生活。另一方面，农民县城生活本身也面临较高的生活成本。消费是构建农民体面城镇化生活的重要手段。一旦进入县城生活，农民就需要适应从农村低消费和低支出的生活状态，转变为城市高消费和高度商品化状态，进而承受城市生活带来的刚性支出压力。因此，在这种“收入不高、支出不低”的收支结构下，农民虽然能够在县城购房，但无法较好地在县城扎根。县域城镇化的这种经济脆弱性决定了当一个农民家庭遭遇某种变革或者在可预期的未来面临较高储蓄要求时，就可能被迫从县城回流乡村。

其次，从功能动机来看，中西部地区农民的县域城镇化意愿并不迫切与持久。在经典城镇化模式下，农民城市化生活的动机在于进入城市生活后依赖于城市就业收入，实现家庭的再生产与享受更加丰富的社会公共服务与市场服务。虽有调查显示，农民之所以选择进入县城生活，主要原因在于城镇较好的生活条件、交通医疗便利和优质教育资源，但问题在于较好的城镇生活条件需要较高的收入作为支撑，一般农民的务工收入仍不足以支撑较好的城镇生活条件。大量农民“沿海打工-县城购房”的空间结构，也决定了县域交通、医疗等因素对农民的吸引力并不太大。同时，县乡交通的持续改善使得许多地方农民往返于县乡变得更加便利。医疗方面也往往只有在生大病时才凸显县城生活的便利性；一些只参加“新农合”的农民因为报销比例的缘故，甚至还需要赶往乡村卫生院看病。综合来看，县城的“美好生活”虽然是农民的向往与追求，但这种意愿其实并不十分迫切。当前农民县域城镇化的主要目的，在于满足婚姻与子女教育这两大功能需求，以及一部分的面子竞争需求。农村婚姻市场的激烈竞争确实引发许多农民县城购房，但并不意味着婚后农民就需要生活在县城，不少年轻人仍旧倾向于去沿海地区打工。同样，乡村学校的大规模撤并与教育质量偏弱是农民县域城镇化的主要推手，但一旦子女读完高中，他们就去外地读书或者务工，此时县城房屋的教育功能也趋于丧失。随着农民购房人数的不断增加，大量农民“县城有房”也必然引发以房屋标识农民面子价值的意义感趋于丧失。就此而言，农民的县域城镇化背后虽然确实包含了一些功能需求与价值意义需求，但是这种需求并不持久，具有明显的暂时性、短暂性特征，这也增大了农民从县城回流乡村的可能性。

最后，从社会性后果来看，农民县域城镇化一定程度上还降低了农民的抗风险能力。城市虽然相对于农村有更加充分、更高水平的社会保障体系，但由于农民的非正规就业，许多农民并未真正享受到这些社会保障体系带来的福利。与此同时，城镇化生活本身却在不断增加农民的生活风险。一方面，县域城镇化会耗费农民家庭通过储蓄抵御风险的能力。虽然相比于进入大中城市，农民进入县城生活在成本上更加可及，但购房仍然会耗费两代农民多年的积蓄，进城后的生活、教育等支出也会给农民家庭带来较重负担。这就导致许多农民家庭缺少必要的经济积累，一旦家庭遭遇重疾等变故，正常的城镇化生活将难以维系。另一方面，县域城镇化会形塑农民日益离散型的社会关系网络，进而降低农民抗风险的能力。进城买房后突然增大的经济压力，不仅容易引发夫妻矛盾，还容易带来更加刚性的代际剥削与代际矛盾。同时，“大城市+县城+乡村”的三栖居住空间结构，也使农民家庭结构更加离散化，家庭老人分居导致彼此无法互相照料。此外，乡村熟人社会生产的社会关系网络构成了农民较强的社会资本积累，对于低成本解决农民家庭遭遇的日常急难问题具有重要功能。比如，一些家庭矛盾发生在农村时能够有邻居参与劝导，但是在县城，由于熟人关系网络的缺失，家庭矛盾缺少释放机制，容易导致冲突烈度扩大。

综上，中国正在经历着大规模的县域城镇化进程，这种城镇化方式对于农民通过城市追求更美好的生活梦想具有积极意义，但同时也要看到在许多中西部地区这种城镇化具有不稳定性，衍生出各种潜在社会风险。经典意义的城镇化，通常建立在一定的产业基础之上，是伴随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的自然产物。我国东部地区的县域城镇化有着产业、财政、人口等多重因素的支撑，能够形塑出一个相对稳定并持续增长的城镇化实践逻辑。在广大中西部地区，实体产业的发展滞后导致农民县域城镇化缺乏有效的产业支撑，县域城镇化的主要经济基础仍源于东部地区工业生产利润的空间转移，而且这种城镇化的主要推动力在于农民婚姻、教育、面子竞争等方面的需求，并不具有持久性。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当前中西部地区很多农民的县域城镇化，并不意味着完成了农民的身份转型，而只是农民家计过程的一部分。在这种城镇化方式下，乡村与城市也不再呈现为传统与现代的两端，相反，二者都只是服务于农民日常再生产的两种家计方式而已。因此，观察与理解农民的县域城镇化，就不能只有农民“进城”的单向视角，还应包括农民进城后的“返乡”面向。县域城镇化的这种不稳定性，决定了农民在进城与返乡之间的适度重复、往返，本身就应是农民县域城镇化的一种常态。

四、农民返乡回流的未来趋势判断

当前中西部地区农民的返乡回流还只是零星个案，并未呈现比较明显的数量规模以及扩大趋势。笔者认为要对这一现象抱以审慎观察、理性分析的态度，其趋势会直接关系到中国县域城镇化政策的导向，也关系到未来乡村振兴的整体政策设计。

首先，未来农民的返乡回流趋势与县域产业能否高质量发展有着较大关系。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县域城镇化具有内生性特征。当地依靠雄厚的产业做支撑，整体经济发达，公共服务配套完善，人口净流入趋势明显，城镇化能够维持相对稳定并持续增长。反观中西部许多地区的县域城镇化具有外生性，是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效益空间转移的结果。虽然中西部可以在东部产业转移中获得一定的产业发展新机遇，但其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能力与总体效果并不明显，产业空心化的特征仍较为突出。就其原因来看，除了受国家生态政策以及劳动力成本上升双重强约束，还存在着一个由留守人口、产业稀缺、土地财产、低消费能力等因素构成的恶性循环需要引起注意：一是中西部地区本身属于人口流出区域，留守人口的“过滤剩余”属性决定了其在人力资源优势上要普遍逊色于流出人口，难以支撑许多优质产业的发展。二是由于产业发展基础缺乏以及政府财政收入有限，中西部许多地区的城市发展被迫转向房地产业，通过各类政策推动县域城镇化发展，并形成对于土地财政的高度依赖。三是县域城镇化在快速推进的同时透支了许多农民家庭的消费能力。农民将两代家庭的积蓄主要用于县城买房，必然挤占其他方面的消费开支，这又将进一步影响县域经济循环与高质量发展。如果这一恶性循环趋势得不到扭转，县域经济难以有较好的产业做支撑，农民的县域城镇化就始终缺乏高质量的就业基础，那么未来返乡回流就可能伴随县域经济的不景气而加速到来。

其次，未来农民的返乡回流与新生代农民的城市化选择存在较大关系。农民城镇化的最终目标在于实现城镇化的完全融入，拥有固定的城市居所、稳定的就业收入，并支持正常的城市消费和社会交往。当前，农民县域城镇化作为一种较普遍的趋势，是在农村“80后”“90后”为主力基础上实现的。这一代农民中的不少人虽然实现了进城的梦想，但仍难以在县域内形成相对完整的居住、就业、消费、教育等生活体系，较普遍的状态仍为“沿海打工-县城购房”的居住结构。这类城镇化可称为“初次城镇化”，是农民收入水平刚刚够到城镇化门槛时的一次尝试。待到一定年龄，这些人逐步从沿海地区打工地回流，仍将倾向于回流农村，原因在于相对低层次的务工收入不足以实现农民相对体面的县域城镇化生活。这部分群体当初城镇化的主要目的就是为子女提供优质教育机会，一旦其子女(“00后”“10后”)完成县域教育，就意味着县域城镇化的功能接近于完成。对于“00后”“10后”而言，一部分人会通过县城获得较好教育，并在高等教育扩面背景下进入大城市接受高等教育，这将为其未来的正规化就业以及获得相对体面的城镇化生活奠定基础。这部分人会优先选择留在大城市，即使回到县城，也大多会从事收入较高且相对稳定的职业，因此，几乎不会再次引发县城返乡回流的问题。而对于一些未能接受高等教育的“00后”“10后”而言，受县域工业化发展不足的影响，其大概率会延续父代“沿海打工-县城购房”的生计格局，区别在于这一代农民未来会更倾向于选择留守县城。当然，这部分农民能否真正扎根县城，过上体面的城镇生活，仍旧与县域产业能否得到高质量发展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最后，未来农民的返乡回流与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有较大关系。中国在大力推进城镇化的同时，乡村其实也在发生许多变化，并一定程度上形成对农民的拉力。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大部分国土面积为农村地区，即使将来城镇化水平达到70%，还会有四五亿人生活在农村。为此，要继续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农民建设幸福家园和美丽乡村。近些年来，随着国家大力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中央向中西部地区投入大量政策资金，推进乡村人居环境设施建设与产业基础设施建设，极大地改变了这一区域的环境基础与产业基础。这一背景同样为农民的县城返乡回流奠定了基础。一方面，随着乡村人居环境日益改善，一些环境资源禀赋较好的村庄其通达性、便利性与舒适性将进一步获得提高。与东南沿海许多地方的规律类似，除了教育、医疗等条件较县城有所差距，越来越多的农民会觉得农村生活其实并不比城市生活差。这将为农民县域城镇化回流奠定生活条件基础。另一方面，县域城镇化在加速农民离乡入城的同时，也为农村人地配比进一步优化带来了机遇，促进中西部农村中农群体的持续生成。在国家大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加大种粮补贴与农机补贴等政策支持下，农村土地会进一步向中等经营规模的大户流转，一些留守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会逐步完成向“中农”群体的转变。这类农民留守在村既能方便照顾家中老人，维持家庭社会关系再生产，又能获得相对稳定且与外出务工水平相当的收入。这样的状态也自然会吸引一部分农民从县城回流乡村。不仅如此，国家的这些举措正在推动中国“从剥削型城乡关系”向“保护型城乡关系”演进。这种宏观城乡二元关系的结构性翻转，将在相当程度上成为推动农民返乡回流的深层力量。

五、结论与建议

县域城镇化视角下农民的返乡回流，虽然与欧美等国家出现的逆城镇化具有一定的相似性，都表现为“由城入乡”的反向城镇化运动，但二者之间存在显著区别。其一，从发生主体来看，欧美等国家出现的逆城镇化是一场城市中产阶级的移民运动，重在追求乡村独特的生态环境价值，往往伴随着后生产主义功能的乡村复兴，而本文观察的农民返乡回流只是一场农民进入县城生活后不久，重新进行家计权衡后的被迫回流。其二，从发生区域来看，逆城镇化过程主要发生于大城市的近郊型农村，体现为城市经济发展对近郊农村的辐射带动，农村成为城市休闲和娱乐消费业的全新生产空间，而农民的县城返乡回流主要发生于相对欠发达的中西部农村地区，体现为县域经济难以承载农民城镇化生活后，农民重新选择乡村低成本生活。其三，从发展趋势来看，逆城镇化最终带来人才、资本、技术等要素在城乡空间的自由流动，实现城乡融合发展，而农民的这种返乡回流不是对“由乡入城”这一总体城镇化逻辑的否定，也不意味着人才、资本、技术等要素在城乡之间的双向流动，而只是农民在城镇化进程中通过一定的曲折迂回、有进有退的方式，实现其子女在未来相对体面的城镇化生活。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文认为，农民从县城回流乡村的行为在性质上仍旧属于城镇化的一部分。经典理论通常将城镇化描述为农民“乡土性”消退与“城市性”渐长的单向线性变迁过程。但这实际上只是一个关于现代社会转型的宏观二分法的框架判断，并不能反映微观实际进程中所伴随发生的各种矛盾冲突、权衡博弈与理性计算。正如《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一书所揭示的，农民的城镇化过程伴随着大量的经济决策以及家庭观念和亲情伦理的冲突。这种决策与冲突决定了微观实践中的农民城镇化过程不可能简单地单向线性变迁，中间会出现大量曲折与往返。农民县城返乡回流，其实也是农民家庭在微观层面面对各种经济收支计算、家庭教育与养老、村庄人情面子竞争、未来发展规划等因素，理性计算后做出的一种城镇化决策。特别是中国农村独特的土地公有制度、家庭本位的既有社会结构等，会对这种返乡回流产生更加显著的影响。总体而言，农民的返乡回流只是总体城镇化进程中的曲折、往返，并不意味着农民彻底放弃城镇化的追求。

从更为宏观的视角来看，农民的返乡回流还提醒我们注意中国县域城镇化的推进路径问题。近年来，一些学者指出，中国农民的县域城镇化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既是一种购房成本更加低廉的城镇化方式，又是一种可以更好地依靠“工”“耕”两种资源、“城”“乡”两种空间格局、“父代”“子代”两种代际合力，进而更加可及实现城镇化的方式。这两种方式背后充分嵌含了中国农村土地公有制度、家庭代际伦理责任、村落熟人社会等本土制度与文化资源，使得中国的城镇化尤其是县域城镇化并不完全等同于西方工业化与纯粹市场化的发展逻辑，而是一种融合了经济、政治、文化等多元因素复杂交织的渐进城镇化发展逻辑。本文关于中西部区域农民返乡回流的观察，同样支撑上述判断，而进一步的创新性结论主要在于证明，即便通过“工-耕结合”“城-乡两栖”“代际接力”等方式，当下农民所能实现的县域城镇化仍旧极为脆弱，是一种刚刚“够线”的城镇化，具有相当的不稳定性。一旦遭遇某些经济风险抑或家庭变故，农民的县域城镇化进程就存在回流的可能。从这个意义上，我们需要更加深刻认识到中国城镇化进程不但要走一条渐进的城镇化道路，而且这种渐进性不是单向的渐进，而是一种充满曲折、往返的动态式渐进过程。

这也提醒我们在具体的城镇化推进政策上要注意三个方面：一是坚持相对渐进、温和的县域城镇化发展策略。广大中西部地区要坚决防止激进的城镇化方式，尤其要摒弃以房地产开发为中心的城镇化扩张方式。产业是推进城镇化稳定可持续发展的最深层动力，要着力在县城发展实体产业，让进入县城的农民真正有机会留在县城。由于广大中西部地区的县城不像东部地区那样拥有充足的市场空间和资源优势，其产业发展要充分发挥地方优势，积极承接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维护内生于县域空间的中小规模地方性产业，发展以服务大中小型城市为导向的配套产业。二是注意政府乡村振兴资源资金投放的平衡性。要坚持统筹县-乡-村三级空间，合理安排医疗、教育、养老等资源，提高公共服务资源在县域内的配置效率。顺应农村人口逐步向县域转移的趋势，既确保大量优质医疗、教育、养老等资源向县城优先配置，同时又确保农村地区在这些资源上底线配置。在推进人口向县城转移的同时，推进农村人口向中心村、中心镇适度集聚，避免硬件设施建设在农村全面铺开与低效使用。三是慎重推进农村改革。现代化本身存在诸多风险，县域城镇化同样蕴含着一定的风险。推动农村改革要有底线思维，不能动摇“三农”的压舱石功能。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要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以不动摇农村集体所有制的基本经济制度为基本底线，以农民不失去耕地、宅基地的保障性功能为基本前提，在此基础上再引入各类市场机制寻求土地资源配置效率与单位土地产出的不断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