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刘红芹，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耿曙，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献来源：《社会学评论》2023年第4期
摘要：地方政府的行为是否经常流于短视？两大主流理论——“晋升锦标赛”与“财政联邦制”对此有着迥然不同的看法，为厘清二者分歧，本研究利用2000—2018年的地市财政支出数据分析了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研究发现，地方政府越能自主支配其财政资源，越会将资源投往长期发展的方向，而官员个体的政治激励对政府行为并无显著影响。机制检验显示，随着时间推移，地方政府会主动学习，持续改进其资源配置模式。此外，稳定的制度安排有利于创造可置信承诺，助力地方的可持续发展。这一发现为央地关系的良性互动提供了新的思路与规划方向。
关键词：财政联邦；晋升锦标；短视；财政收入；财政支出
一、问题的提出
“机会主义”倾向在人类行为中无处不在，表现形式之一即短视，也就是只看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发展。短视行为不仅常见于市场交易，也屡屡出现在政治场域，影响到经济调控与可持续发展。马丁·费尔德斯坦曾就美国经验总结说：“政府在做决策时本能地缺乏远见，比居民家庭或公司更加短视。”就中国而言，在目前的央地关系格局下，“地方政府是否过于短视，需要中央政府适度约束”一直是学界争辩的议题。
关于这一问题，两种主流理论——“晋升锦标赛”与“财政联邦制”有不同看法。晋升锦标赛理论认为，官员的政绩考核与晋升竞争以及既短暂又不确定的任期，自然使得地方政府形成短视的倾向。因此，地方自主权力越大，越倾向于将资源投入短期能获得回报的项目，忽视长期发展。与之相对，财政联邦制理论则认为，基于地方财政收入考虑，由于政府人事组成相对稳定，财政收入有赖细水长流，政府自然能够平衡短期与长远收益。既然地方政府能够自我规划与约束，中央政府也可放心将权力下放。然而，两种理论对地方政府的决策模式有着完全不同的预设——政府一二把手决策还是政府成员集体决策——政府一二把手任期通常较短，而其他成员则大多久任当地，这一分歧自然会体现在对“地方政府决策是否短视”这一问题的回答上。
那么，两种理论究竟何者为是何者为非？本文试图基于2000—2018年全国地市财政支出数据，分析地方财政自主权与资金投入倾向的关系，通过经验验证来厘清。
二、中国地方政府行为：两种理论视角
西方政治经济领域对短视行为的研究积累颇丰。学界对中国地方政府是否短视虽未系统探讨，但研究多有涉及，且观点分歧较大。本节将进行初步的文献梳理，作为后续经验分析的基础。
（一）央地关系格局与地方政府行为
中国的发展向来是“中央指导，地方落实”，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央地分工格局：一边是统摄全局的中央政府，通过制定照顾全局、着眼长远的发展规划，主导与调节地方政府行为，保证发展目标充分落实；另一边则是各自努力的地方政府，在中央规划的整体方向下，选择因地制宜的发展策略，充分发挥积极能动性，努力完成甚至超出中央所设目标。
在落实国家发展目标的过程中，地方政府虽被充分调动，积极作为，但同时也屡屡表现出各种机会主义倾向，损及整体经济的持续发展。机会主义行为即通过扭曲或回避既定规则，图利自己、损害他人。根据威廉姆森的分析，机会主义本属人类天性，是行为自利预设的延伸，任何社会都无法避免。这一倾向反映在政治层面，最突出者就是政府的短视行为。费尔德斯坦称其“根深蒂固地嵌入政治过程中”，因为作为理性人的政府领导，在制定各种政策的过程中，必然会权衡个人政治收益：由于他们都有任期限制，所以如何在任内创造政绩，就成为他们的主要关注点；而任期之外的长远收益，往往就不在考虑范围之内。
政府短视会导致许多政治上完全合理，经济上却缺乏远见的决策，典型的如短期投入过度、长期投入不足，无法落实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中国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很多问题，背后的根源几乎都是短视行为。例如改革开放初期出现的地方“诸侯”经济、经济过热过冷等问题；又如近年广受关注的地方重复建设、国土廉价贱卖、招商激烈竞争、污染控管失措、创新投入不足等。地方上各种急功近利的行为，都可归咎于政府的短视：只看短期的经济回报、不顾长期的发展需求。
有学者认为，中国地方政府虽积极发展经济，但未能避免短视问题，影响了长期发展，这一方面是因为单一制政府及中央-地方的分工体系难免存在委托-代理间的监督问题；另一方面是由于中国政府体制被设计为强激励制，官员过度追求政绩。早在改革开放前，地方的本位、短视做法就曾妨碍中央整合规划，拉低了体制整体运行效率，影响了经济发展。改革开放后，如前文前述，一些地方政府的短视倾向导致了各种地方保护、投机行为，严重冲击了中央主持的经济调控与发展规划。因此，中央政府如何既抑制地方机会主义，约束其短视行为，又充分调动地方积极性，使其努力完成交付的发展目标，就成为央地关系最核心的议题。
（二）两种预设：主政领导决策还是政府集体决策？
回顾现有文献，关于央地关系与地方政府行为，存在两种最具影响力的理论：晋升锦标赛和财政联邦制。二者对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有着不同的理解，在地方政府是否短视问题上自然也存在重大分歧。
晋升锦标赛理论侧重从官员个体的政治激励和政绩考核来解释，强调主政领导决策。该理论基于中国现实的官员晋升制度，指出上级政府主要依据官员任职期内的辖区政绩（主要为经济发展绩效）来进行考核；因此为获得政治上的晋升机会，官员任职期间会有较高的积极性去创造好的经济绩效。这一理论强调官员个体激励在地方决策过程中的决定性影响，认为地方经济政策及其效果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当地一把手意志的表现 。相关经验研究从官员个体特征（如年龄、性别、民族、 教育背景等）切入，实证检验其对地方政府行为的影响。
根据这一理论框架，任期短暂导致了执政理念短视化，政府行为也必然出现短视倾向。具体而言，在激烈的晋升竞争下，官员必须努力在任期范围内创造尽可能高的个人绩效。按照现有干部制度，领导干部任期五年，若未在任内将投入转化为绩效，投入就无助于其职务晋升；更何况，就目前实际情况来看，地市领导平均任期仅三年，保守起见，“投入-见效”的周期还将更短。毕竟如果投入外溢为后任绩效，自身的表现就会相对失色。从这个意义上说，地方领导必将优先集中资源投入短期可见成效的领域。因此，基于晋升激励驱动的政绩投入，驱策调动的力量越大，地方机会主义就越可能被放大，政府投入也就更易被引导到短期回报的方向。
与之相对的是财政联邦制的理论视角，它从整体政府而非个别官员切入，强调政府集体决策。该理论聚焦分权如何激励地方追求整体政府财政收入最大化、推动地方长期性或持续性的经济发展。 这一理论认为，由于财政联邦考察的是政府整体，因此不仅需要关注一二把手的激励，对其他官员的激励也不可忽略。进一步看，首先，虽然一二把手任期限制强、地域流动性高，但其他政府成员的情况与其并不相同。例如周雪光、耿曙等人的研究显示，地方官员的晋升与流动机会差别很大，从数据上来看，官员群体的空间流动概率实际上非常小，跨行政区域的流动率只有1%~5%，行政区域内部之间的流动率也不足3%。而这些有限的流动往往只限于高级别官员中，因此呈现出“流动的一二把手，久任的基层干部”的整体趋势。
其次，由于流动机会存在差异，两类官员的行为激励也不尽相同。领导官员由于任期限制与流动预期，决策过程中必然更多考虑短期利益；但其他政府成员大多长期在当地任职，自身利益与当地长期发展息息相关，因此必然更在乎当地长远发展。这意味着政府官员的集体利益不仅与地方短期繁荣相关，也有赖当地经济的长期发展。由于财政集体决策，地方政府在追求财政收入最大化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会平衡短期与长期考虑。不难看出，财政联邦制理论认为集体决策会使得地方领导的机会主义受到约束，地方政府的决策也不至于如晋升锦标赛理论分析的那样，会过度偏向短期行为。
根据上述可知，针对地方政府短视问题，两大主流理论有着不同理解。故在央地关系问题上，也形成针锋相对的政策立场。根据晋升锦标赛视角，地方政府必然短视，因此地方自主权力越大，越易将资源配置在短期发展的方向。也因此，如果决策权力持续下放，中国将不易走向可持续发展。与此相对，根据财政联邦视角，由于政府整体利益是关键所在，植根于地方长期发展，政府决策自然寻求平衡发展。若适度放权地方，其不至于过分短视。
为分辨二者孰是孰非，可从实际经验展开考察。由于财政资源的配置最能反映政府施政的原则，故本文从地方财源自有程度与资源配置的关系着手，考察那些“自有财源占比越高、越能自主支配的地方政府，是否越倾向将资源配置于短期回报的部门中”，借此检验两种理论对地方政府短视行为的判断。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本文试图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中，通过经验验证，辨析两种理论的解释效力。这一做法不仅有助于厘清理论疑义，也有助于廓清现有经验研究的问题。纵览文献可知，目前基于晋升锦标赛理论的经验研究显示：地方政府行为一般偏向短视，表现为财政支出偏向短期回报、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差等。这一经验检证与前述理论分析一致。基于财政联邦制理论的实证研究也发现，分权虽有利于激励地方经济增长，但同时也导致了地方重视支出的短期回收。经验研究结果为何与财政联邦制理论预期相悖？依照作者分析，分歧主要源于经验研究中指标与理论概念的内涵脱节。例如目前对于地方分权程度的考察，一般通过“当地收入（或支出）占全国收入（或支出）”的比例构建收入分权或支出分权的指标。但此类度量由于指标构建方式存在分母的统一性问题，因此与其说是考察地方财政自主程度，不如说是反映地方经济规模或财政收支状况。故基于此类指标的经验结论无法厘清财政联邦制视角的论述是否合理。也正因为上述不足，面对晋升锦标赛理论的判断，财政联邦制理论并无反击之力，而这也正是本文希望探讨的关键问题。
三、地方政府是否短视？——理论预期、分辨策略与模型设定
（一）理论预期：研究假设与检验方案
如果地方政府拥有更多自主权，他们会如晋升锦标赛理论所预期的那样限于短期主义，还是如财政联邦制理论所认为的那样走向平衡发展？本研究将锁定地方政府最看重也最紧缺的财政资源，通过观察地方财源自有比例，考察对应的资源配置模式，从而完成对两大理论视角的经验检验。
在展开具体分析前，有必要厘清相关概念。本文所言“财源自有比例” 指政府所有财政资源中自收、自有的比例，这一指标用于考察地方政府自主分配资源的空间。一般而言，地方政府的财政来源有二：地方自有财源和上级转移支付。其中上级转移支付主要由上级分配与掌控，地方自主分配空间有限；相对而言，地方更能自行安排自有财源。当地方财政资源更多来自自有财源时，其配置资源的空间也更大，因此更易考察地方自主的资源配置倾向。
“资源配置模式”是指投入到不同财政支出类目的财政资源的比例。不同类型的财政支出，能否创造经济增长回报、回报时间快慢均存在显著的差异。根据“投资-再生”原则，财政投入可分为投资性投入与非投资性投入。前者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是本文重点关注对象。根据投资性投入回报于经济增长的时间差异，可将其进一步分为短期投入与长期投入。前者在短期内就能明显拉动经济增长，后者对经济增长的回报效应则需更长的时期才能显现。出于研究需要，本文将财政联邦制解释作为研究假设，将晋升锦标赛解释作为对立假设。
研究假设：地方政府的财政投入中自有财源所占比例越大，短期投入越少、长期投入越多。
对立假设：地方政府的财政投入中自有财源所占比例越大，短期投入越多、长期投入越少。
（二）变量选取与说明
研究因变量为资源配置模式，主要关注短期投入与长期投入这两类支出。指标选取上，参考既有文献，用基建支出代表短期财政投入、用科教支出代表长期财政投入，实证中采其占总财政支出的比例。具体理由如下：其一，理论上，基建支出具有直接支出的性质，因此既能迅速拉动GDP增长，又能改善经济结构，贡献于长期经济绩效；但在实践中，基建支出有相当比例表现为形象工程或重复建设等项目，这使得其短期效应非常突出，而长期贡献未必如所预期。其二，科技与教育等领域的投入，一般有助于厚植地方人力资本，促进产业创新升级，因此能够贡献于地方长远发展，但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投入与回报之间存在高度的不确定性，过程也旷日耗时。因此，科技与教育方面的支出，短期拉抬作用一般并不明显。
研究自变量为财源自有比例，利用公开的预算内财政收支数据，计算预算收入/预算支出的比例来衡量。本文仅考虑预算内收支，不考虑其他口径的收支情况，理由如下：其一，受限于现有的统计数据，其他收支来源的数据较难系统获得。因此参考部分研究的做法，仅根据预算内收支进行测算。其二，一般而言，预算内收入有最为严格的管理流程，若能在操作相对困难、运用约束较大的预算资金范围内验证相关论点，那么在自主支配程度更高的其他资金方面，则应该能发现更为明显的趋势。
综上所述，可将研究假设进一步细化为：地方政府自有财源比例越高，则政府支出中的基建支出越低、科教支出越高。对立假设细化为：地方政府自有财源比例越高，则政府支出中的基建支出越高、科教支出越低。此时，地方政府行为模式更接近晋升锦标赛理论的预测。
模型中将控制其他可能影响财政支出结构的变量。最重要的一类变量是与经济发展阶段和水平相关的结构性因素。一般而言，经济发展或工业化的早中期，政府大力投资基础建设，伴随着经济发展或工业化进入后期，政府支出日渐向诸如科教等其他领域倾斜。为全面控制这类与发展梯度差异相关的因素，减少遗漏变量偏误，考虑控制如下变量：（1）人均GDP：地区经济越发达越可能倾向于长远考虑，故通过人均GDP将经济发展水平纳入控制，实证中取其对数。（2）产业结构与产业发展：参考现有文献，通过二产GDP比重、三产GDP/二产GDP比值来分别控制产业结构、产业发展高级化的影响。（3）城市化率：不同地区由于城市化进程的差异，财政支出结构会随之调整，故通过建成区面积占城市土地面积的比例来控制此因素的影响。（4）外资依赖：一方面，地方出于吸引外资需要，必须加大基建投入完善基础设施；另一方面，地方发展越能借助外资，则越可能削弱创新发展需求，由此减少科教投入。故通过FDI（人民币计价）占GDP比例，将此因素影响纳入控制。（5）义务教育负担：地区接受义务教育人口数量决定着地方义务教育负担，因此通过控制中小学在读人口比例将其纳入控制。一般而言，接受义务教育人口比例越高，地方科教支出也越高。（6）时间趋势：随着中央发展重点的转移，地方支出结构也将随之调整，一般而言，时间越趋于晚近，地方基建支出所占比例越小。因此通过控制时间趋势（t=1，2，…，n）控制中央政策的影响。
数据主要来源于《全国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2000—2006)、《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1—2019)。首先，由于财政收支分类改革的影响，年鉴中关于基建支出等数据的统计截止于2006年，因此部分模型时间跨度为2000—2006年，部分模型时间跨度为2000—2018年。其次，鉴于中国实质的财政支出大多通过省以下政府落实，涉及县乡镇等基层政府的财政数据又难以系统获得，本研究将分析层级聚焦在地级市。考虑到研究对象的可比性，本研究未纳入4个直辖市以及西藏、台湾、香港、澳门等地数据，最终研究的对象包括26个省的250个地级市。最后，实证中选用面板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同时控制时间效应与个体效应，以控制类似经济起伏与城市特性所造成的影响。
四、实践中的地方政府行为模式：实证检验与机制分析
（一）基本模型：财源自有比例与资源配置模式
基本模型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其中列（1）与列（4）分别代表短期投入与长期投入的模型结果，结果显示：在控制其他变量后，财源自有比例对于基建支出的影响显著为负、对于科教支出的影响则显著为正。同时，列（5）在列（4）的基础上，进一步控制了接受义务教育人口比例，结果显示财源自有比例的系数大小与显著性基本不变，说明模型基本稳定。
需注意的是，由于受到数据搜集与公布的限制，同时为尽可能拓展时间范畴以增强理论的解释力，“科教支出”与“基建支出”数据在时间段选取上并不完全相同。为避免因时间范围不同造成误差，表1中的列（2）和列（3）均仅选取了同一时间段的子样本。通过前后的对比可以发现，财源自有比例对基建支出的影响同样显著为负，对科教支出的影响同样显著为正。由此可见，财源自有比例对基建支出与科教支出的影响在不同时段内都比较稳定，即越能自主支配财政资源的地方政府，其行为模式越少存在短视问题，越会考虑长期发展。这一发现支持了财政联邦制而非晋升锦标赛的理论预期。
（二）机制检验：财政联邦与长期发展
上述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地方政府的实际行为模式，并非如晋升锦标赛理论所预设的一味短视，而是更接近于财政联邦制理论所预期的自我平衡。原因何在？对此，有必要再进一步考察官员政治激励是否系统影响资源配置。
考察对象为地市市长、市委书记，参考现有研究，将官员年龄作为测量领导晋升激励的核心变量，并控制其他可能影响官员职业前景的个人特征变量，如官员任期、学历、受教育程度等。根据晋升锦标赛理论预期，官员越年轻，可能得到的政治晋升激励越大，相应地，其主政期间，基建支出比例也应该越高。这部分的验证结果如表2所示。数据显示，市长或书记所受政治激励并未对资源配置产生系统影响，但财政自主性的作用仍显著，与表1的结果完全一致，即地方越能自主决策，资金投入越倾向于长期发展。上述检验结果再次印证了财政联邦制理论的解释，进一步确认了领导政治激励并不会对地方资源配置产生系统影响。
为何地方政府的财政自主性越高，越倾向于将资源投入有利长期发展的领域？以下将从三个角度展开检验，逐一厘清财政自主的影响。
1.投入与回报的联结
按之前推论的逻辑，地方政府是因为着眼于长期回报，才将资源配置于特定部门。为厘清其中回报与投入的关系，研究将通过区域间的回报差异进行考察。相关推论如下：相较于东部发达地区，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基建投入，由于一般具有领先、超前的性质，甚至部分有形象工程成分，所以基建投入对经济的拉动更局限于当下，长远影响相对有限。一旦地方更能自主配置资源，相较于东部地区，中西部省份的地方政府，基建方面的投入占比会更小。纳入财源自有比例与东部地区的交互项，对上述推论进行考察，结果如表3所示。根据列（1）显示的结果，交互项对基建支出的影响显著为正，即与非东部地区相比，东部地区的财源自主性提高将更多促进基建投入。这一结果说明，如果某项支出的长期影响很小（如中西部地区），财政自主性较高的地方政府在此投入财政资源的意愿较弱。
与之相对比，由于科教支出的回报效果不存在区域间差异，因此不同区域地方政府在科教投入上也不会存在显著差异。检验结果参见列（2）和列（3），可以发现，财源自有比例与东部地区的交互项对科教支出的影响并不显著。通过构建交互项对比检验不同支出类型的影响效果差异，研究验证了具有财政自主性的地方政府会因地制宜，考虑地方实际发展状况，关注财政投入的长远影响。这也进一步印证了财政联邦制下的地方自主性的逻辑，即更加自主的地方政府，的确会更少着眼于投入的短期回报，而更顾及地方的长远发展。
2.学习与调整的作用
回顾中国发展策略的演变，虽然科教兴国战略早在90年代便已提出，但一直仅将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地方政府相对忽视对基础科技的投入。2006年强调转型升级和自主创新、侧重科技的“十一五”规划出台，科技投入对中长期发展的长远意义才为地方政府所广泛认识。捋清上述认识的时间差，也有助我们分辨地方政府的发展眼光是否长远。具体而言，考虑到政府预算执行的滞后性，本研究以“十一五”规划出台的次年为界，比较之前（2000—2006）与之后（2007—2015）两个发展阶段，地方政府在教育与科技两个领域的资源投入差异。
检验结果见表4。其中列（1）—列（2）显示，前后两个阶段财源自有比例对教育支出的影响均显著为正；但若再对照列（4）—列（5），则发现仅在后一阶段， 财源自有比例才对科技支出产生显著为正的影响。这一结果显示了地方政府在财政支出上的确存在学习效应。根据学习效应理论，随着时间的推移、经验积累，学习主体在实践中会做得越来越好。因此，再进一步将晚近发展阶段分为前段（2007—2009）、中段（2010—2012）和后段（2013—2015）。列（6）结果显示：相对中段而言，前段财源自有比例对科技支出的正效应更小；但在进入后段之后，这一正效应更大。换言之，该系数随着时间推移增大。若再对比列（3）的结果，可发现由于地方对教育的认知趋近成熟，因此后段与中段相应系数并无差异。上述发现进一步验证了地方政府的学习效应，即财源充分自主的地方政府，经过学习和主动调整，会逐步增加有利于长期发展的资金投入。
可能的质疑在于：由于中央越来越重视考核地方的民生建设，因此地方政府向长期支出调整的作为，或许并非出于主动学习，而是来自中央考核政策的导向作用。对此分析如下。首先，若上述假设成立，则可预期：越依赖中央（接受更多转移支付）的地方，也应该会更积极回应中央要求。因此在财政支出上，这些更依赖中央的地方，向长期支出方向调整的趋势会更明显。反之，财政支出越自主的地方，其向长期支出方向的调整趋势应该越不明显。但这一推论与上述学习效应检验结果正好相反。其次，上述质疑的逻辑在于：领导官员基于晋升考量，在财政支出上会更倾向响应上级考核政策而进行调整。但一方面，如之前检验结果显示，晋升激励影响有限；另一方面，由于科教投入回报很慢，对经济的促进效果难以实现于领导任内，因此转向长期投入的政治激励也恐怕十分有限。综上所述，地方政府转向长期支出的行为，乃源于地方主动学习。
需要补充的是，这一解释并未否认中央政策的引导性。作者新增检验显示，在财政收入上越依赖中央的地方，在财政支出上也越容易受中央政策的影响。但即使发现中央的引导作用，也并不代表晋升锦标制理论就具有较大的解释力；反而更进一步说明，财政自主性高低的确会显著影响地方财政支出模式。换言之，在那些财政缺乏自主性、更加依赖转移支付的地方，中央的引导作用效果会更加明显。因此，考虑到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央政策转向，以及地方财政自主性降低两方面的影响，此部分针对学习效应的研究发现，甚至可能低估了地方自主性的影响效应。
3.制度与承诺的影响
根据财政联邦制理论的思路，地方政府处于稳定的制度安排中，会追求财政收入的最大化，同时也会平衡短中长期的财政收入，而后者又系于地方各阶段的均衡发展。此时若所仰赖的基础制度变化不定，无法提供可置信的承诺，保守起见，地方政府就只能偏向短期规划，行为模式被迫趋于短视。回顾改革开放的历史，在20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初期，我国经济社会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基础财税制度不断调整。而每次制度变化难免都会对地方政府造成冲击。迫于无奈，地方政府只能灵活变通——所谓“见了绿灯抢着走，见了黄灯闯着走，见了红灯绕着走”——很难进行长远的发展规划。我国于1994年开始实施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2002年和2003年又调整了所得税的分享安排，将其由地方独享税种变更为央地共享税种。这些重大的制度改革，对于地方资源配置模式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考虑到制度调整的影响，作者将2000—2006年划分为制度调整前（2000—2001）、制度调整中（2002—2003）和制度调整后（2004—2006）三个阶段，将不同时段的样本分析结果整理为表5。列（1）显示，财源自主性高的地方政府，不太倾向选择基于短期考虑的资源配置模式。列（2）则显示，在制度调整阶段（2002—2003），财源自有比例对基建投入的负向影响变小，说明地方政府的长期规划受到冲击，妥协的结果是纳入部分短期考虑。列（3）的系数介于列（1）与列（2）之间，意味着随着制度改革完成，逐步回到稳定状态，部分地方政府的短视倾向被抑制，但仍未达到制度调整前的水平。可见，保持央地间基础制度安排的稳定，给地方政府提供可置信承诺，对遏制地方短期主义行为具有十分明显的效果。
（三）稳健性检验
替换自变量。为了增加核心论证的稳健性，对现有研究构建的财政自主性指标做了改良。按照分税制下的财政制度安排，地方从上级获得的转移性收入包括税收返还、一般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三类。其中税收返还与一般转移支付中的普通转移支付不限定用途，也属于地方可以自主支配的财政范畴；其他一般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则通常限定使用方向，地方自主权力有限。新的指标如下：财源自有比例=（预算内收入+税收返还+普通转移支付）/预算内支出。结果发现：首先，改进指标与现有指标的相关系数高达0.92，这说明两种指标一致性很高。其次，基于改进指标的回归再测结果表明，考虑了自有收入的复杂性以后，新的模型得出的财源自有比例对基建、科教支出的影响在正负方向和显著性上基本与之前保持一致。
分样本比较。若发展差异控制不完全，则可能会对现有回归结果造成干扰。为检验目前模型设定是否比较全面地控制了发展差异的影响，按照工业化发展水平划分不同子样本，以进一步排除结构性因素解释的竞争性影响。具体做法为，按照研究样本的“二产GDP比重”进行划分，排名前50%的城市划入“工业化发展先进地区”，排名后50%的城市划入“工业化发展落后地区”；接着对两个子样本进行重估。结果显示，不管是在工业化发展落后地区还是在工业化发展先进地区样本中，财源自有比例对基建支出、教育支出、科技支出的影响，都与原有结论保持一致。这印证了财政更自主的地方，在财政支出上的确表现出了长期主义的倾向，论文的研究发现比较稳健。
五、结论与讨论
解释地方政府行为的两大理论范式——财政联邦制与晋升锦标赛对于地方政府是否短视这一问题各执一词。本文尝试从财政资源角度切入，考察地方政府的财政自主能力如何影响其资源配置模式，借以厘清二者孰是孰非。研究发现，地方政府越能自主决定其资源分配方式，越倾向于将资源配置于长期收益的领域，而官员激励等因素对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并无显著影响。此外，地方政府在资源配置过程中，还会通过自我学习、不断调适，将资源投入有利长远发展的方向。尤其重要的是，稳定可靠且可置信的基础财政体制，能让地方政府更加安心，鼓励其朝长期收益方向投入。本研究结果显示，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更符合财政联邦制解释的理论预期，并不像部分学者所担忧的那样。
这一研究发现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中国地方政府行为，也能为央地关系的走向提供一些启发。显然，中国地方政府并非如晋升锦标赛理论所认为的，相关决策均操之于主政官员，而他们又只关注个人晋升。地方发展策略或更宽泛地说地方政府的决策，既要满足政府内外不同群体的期待，也会考虑地方整体与长期的需求。我们必须考察地方政府的人事结构与互动模式，充分结合主政领导的政治激励与地方整体的财政激励，才能真正打开黑盒子，洞察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
此外，关于学界争论了20多年的财政“分权-集权”问题，本研究亦有发现：地方政府行为绝非只以领导任内的短期政绩为导向，事实上同样关注长期财政收入，而后者又系于当地的长期发展与繁荣。回顾1980年代后半期、1990年代前半期，财政分权举措曾导致各种短期行为、机会主义等负面后果——如“诸侯”经济等，过往研究往往将其归咎于分权体制，进而质疑地方政府自主性。本研究发现，其根本原因也许不在分权体制，而在财政联邦的制度前提未能满足。这些制度前提的确立，是分权体制得以运作与成功的关键。换言之，运作良好的财政联邦体制，必须合理划分央地财权与事权，同时避免地方依赖、扯皮，如此才能充分激励地方发展，又能有效约束地方短期行为。确立并完善了基础制度，大可信任并放权于地方政府。也因此，国家可以通过财政体制的改革完善，逐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与国家治理的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