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康继军，博士，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郑维伟，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研究生；牟薇，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研究生。

文章来源：《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5期。

摘要：经济集聚和乡村振兴作为区域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重点问题和现实诉求，二者能否“相得益彰”备受关注。虽然现在脱贫攻坚任务业已完成，考虑到“贫困陷阱”“顽固贫困”以及“贫困代际传递”等关键问题仍然存在的客观事实，实现传统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的持续增长是破除连片特困地区的相对贫困桎梏和防止返贫的关键突破口，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文章在空间经济学理论框架下探讨了经济集聚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机制，认为经济集聚可以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影响农村居民收入增长，但对邻近贫困县与非贫困县具有显著的空间非对称特征，“经济集聚中心”对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影响同时具有规模效应和随距离衰减特征。作者以西部经济最活跃、贫困问题相对突出的川渝地区218个区县为样本，将反映地理和经济特征的空间权重矩阵引入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对上述理论假说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对全部样本的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回归结果表明，经济集聚对农民的增收减贫效应在时间维度上存在路径依赖和“滚雪球”特征，具有长期的正向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可以显著促进农民增收，但其短期效应并不显著，农村居民收入增长仍然是较长时期内地方政府必须加以重视的工作重点。对传统贫困县和非贫困县两类地区分样本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经济集聚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具有典型的空间非对称性特征，“经济集聚中心”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具有明显的规模效应和随距离衰减的特征，经济集聚不仅不能有效促进边远深度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反而进一步加剧了当地农村居民收入状况的恶化。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文章认为在肯定经济集聚对农村居民收入积极作用的同时，特别是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后脱贫攻坚时期，既要不断增强经济集聚的广度和深度，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又要重视经济集聚对贫困县与非贫困县在减贫效果上的差异，合理调整政策，有意识地将乡村振兴战略与精准扶贫和深度扶贫政策相结合，切实做到持续改善贫困县地区农村居民的收入状况。 

关键词：经济集聚；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减贫效应；动态空间面板模型；空间非对称

一、问题提出

中国政府一直大力推进脱贫攻坚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上强调，在现行标准下中国如期完成了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消除了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虽然脱贫攻坚任务业已完成，考虑到客观存在的“贫困陷阱”“顽固贫困”以及“贫困代际传递”等关键问题，实现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的持续增长，是破除连片特困地区的相对贫困桎梏、防止返贫的关键突破口，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相关学者和政府部门中有一种较为流行的观点认为可以通过经济集聚来促进贫困地区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认为这可以成为一种长效机制。然而，实现农村居民收入持续增长的艰巨性表现在特困地区分布的集中连片以及贫困代际传递等方面。自《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颁布实施以来，国定贫困县贫困人口占全国贫困人口的比例仍然过半，且有持续上升的态势；贫困县地区仍然面临着总体经济发展水平严重滞后的问题，与全国整体经济发展形成了强烈反差(表1)。

上述事实引出了一系列问题：经济集聚是否一定有利于促进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在经济集聚水平较高的川渝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同地区经济增长之间的差距非常明显，为什么经济集聚水平高反而不利于促进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在各种区域层面扶贫政策实施过程中，不得不对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贫困与非贫困地区实行同一政策，这种“一刀切”政策是否会使不属于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及“插花式”贫困地区的贫困人群被排斥在发展之外而不能享受到经济集聚带来的政策红利？最后，考虑到经济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会随距离增大而衰减的事实，“经济集聚中心”外围的农村居民又可以在多大程度上通过经济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实现收入增长目标？

二、文献综述

现有农民增收及脱贫效应研究主要分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前者证实和肯定了国家相关扶贫政策、财政金融发展以及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提高等因素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积极作用。后者从微观层面出发，强调农户和贫困人群可通过外出务工和迁移等行为抉择，享受城市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正外部性，实现自身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积累，最终达到提高自身技能和主动创造财富的理想效果。

总体而言，现有研究大多认为实现区域经济持续增长和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是消除贫困的关键途径。一方面，以Krugman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对经济集聚促进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位于集聚中心地的企业可通过分工合作、供应商共享、劳动力市场资源匹配效率提高、知识积累创新等方式实现集聚中心地区企业生产率提高，实现区域经济增长，同时也产生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另一方面，一些学者认为农村居民收入来源于农业收入与非农就业收入两个方面，故农民增收问题实质上是解决好农民的就业问题，认为依赖于区域经济增长的非农就业收入已成为推动农民增收的关键途径。具体来说，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产业发展和经济集聚，而经济集聚又吸引大量不同技能人群涌入，反作用于城市化水平提高，形成城市化与经济集聚相互推进的正反馈循环。随着城市化水平提高、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以及贫困地区医疗卫生状况改善，贫困地区农民增加其收入的渠道与能力得到拓宽，特别是增加工资性收入的能力得到不断提高，经济集聚地区的“窃取效应”可通过劳动力市场共享为农民工带来增收效应。

尽管现有文献普遍认为经济集聚可以提高农民收入，但由于经济集聚空间扩散性及随距离衰减特征的客观存在，导致深度贫困地区无法真正享受区域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红利。Partridge和Ｒickman研究发现，尽管在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出现了国民经济增长强劲和减贫成效显著的双重特征，但在偏远的农村地区仍然存在着严重的贫困问题，贫困发生率随着与大城市距离的增加而显著上升，该研究将这种现象归结于城市群效应随地理距离的增加而减弱，以及不完全通勤和迁移对农村劳动力需求的减少，认为只有处理好偏远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才能最大程度减少贫困。

可见，虽然较为普遍的观点都认同经济增长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具有积极作用，但经济增长的外部性更多惠及的是普通程度的贫困人群，深度贫困地区贫困人群很难从中获益，一味盲目追求经济增长，可能导致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东部沿海地区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虽能更显著地促进当地及邻近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但对中西部偏远地区的影响效果极其微弱，甚至有负影响。

此外，现有研究还存在如下不足：其一，缺乏对经济集聚影响农村居民收入并实现脱贫的理论机制和作用路径的系统性研究；其二，现有研究虽然认同经济集聚通过外部性为外围农民带来福利，但并未对经济集聚的空间扩散性和随距离衰减特征进行经验验证，忽视了经济集聚的边界效应，研究结论与事实存在不一致；其三，现有研究大多采用静态空间计量模型，没有区分经济集聚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影响的长短期效应，影响了结论的稳健性；其四，现有文献未能对贫困县和非贫困县地区的异质性进行评价，导致一般性结论的笼统化，使扶贫政策不能有效识别和向贫困地区倾斜，不利于农村防贫困、农户促发展，以及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三、经济集聚影响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理论机制

（一）经济集聚影响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空间相关性

地理空间邻近导致的空间相关性使得某地区经济集聚对邻近地区农村居民收入产生正负外部性两种间接影响。一方面中心地区的经济集聚通过“规模效应”和“溢出效应”产生正外部性，促进外围邻近地区农民工资性收入增长，另一方面外围邻近地区又受到中心地区经济集聚所导致的“虹吸效应”和“拥挤效应”等负外部性影响，减少邻近地区农民的农业收入和变相增加进城务工人员的生活成本(图1)。

首先，经济集聚通过“规模效应”实现增加进城务工人员收入的目的。经济集聚通过分享、匹配和学习三种作用机制为企业提供更多的中间产品、最终产品以及公共设施，使掌握不同技能的劳动力和掌握不同技术的企业岗位需求间达到更高的匹配水平，增加面对面交流和知识分享的机会，提高企业劳动生产力。同时，禀赋优势、本地市场效应、消费机会和寻租行为会促进经济集聚，通过增加农民就业机会和提高社会地位等途径，给农民带来就业和生活环境改善，提高其收入水平。

其次，经济集聚通过“溢出效应”反哺农村地区，增加农村居民收入。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和城乡二元体制改革的逐步推进，在进城务工人员工资普遍上涨的客观现实下，进城务工人员可通过将工资性收入的一定比例汇回原籍乡村，通过赡养父母、养育子女和乡村建房置业等方式，实现资源的逆向配置和经济集聚外围地区的农民收入增长。

第三，经济集聚带来“虹吸效应”导致农村生产要素向城市转移，降低了农村地区居民收入。在中国城乡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现实背景下，受城市更加完善的公共基础设施和更充足的劳动力市场需求吸引，农村大部分青壮年劳动力流入城市和其他非农业生产部门。这种由于农村地区劳动力流失引发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并最终导致农业收入减少的现象，集中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受经济集聚的“虹吸效应”所带来的现实困境。

最后，经济集聚还因城市生活成本较高等形成“拥挤效应”，不利于农民收入增加。一方面，由于进城务工面临较大的个人机会成本，加之城市居住和生活成本较高，导致其陷入决策困境。另一方面，中小微企业因其就业门槛低，常常成为进城务工人员的首选，吸纳了大批农村转移劳动力，然而受大企业竞争压力，极易出现生产经营困难甚至可能导致破产，最终造成农民工失业、收入来源阻断和家庭陷入长期贫困。

实际上，经济集聚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往往具有明显的空间相关性。从经济地理角度，某地区的经济集聚程度呈现出明显的空间扩散性和随地理距离衰减特征，这与空间计量理论的空间溢出效应概念一致，因此，将经济集聚的空间扩散性和随距离衰减特征纳入空间计量模型，能够更加合理有效地考察在空间外部性的作用下，经济集聚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情况。

(二)经济集聚影响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空间非对称性

传统空间相关性理论强调，各地区受邻近地区空间溢出效应的作用程度通常是对称的，即经济集聚的外部性假定不同区域间“运输成本”很小，甚至没有“运输成本”。然而，该假设与地区经济集聚作用于农民收入增长的现实情况不符，由于深度贫困县地区的要素禀赋、地理条件以及经济环境等均处于相对不利地位，故其距离经济集聚中心的“运输成本”相对较高，导致无法有效地被经济集聚的外部性渗透和辐射，因此，经济集聚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情况往往存在空间非对称性(图1)。即这种空间非对称性体现在经济集聚对贫困县和非贫困县地区的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具有不同的空间溢出效应。

首先，由于贫困县地区自身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无法形成大规模的农产品需求市场，加之地区人均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均较低，难以形成较高的有利于突破“低收入水平陷阱”的工资水平。

其次，就产业结构而言，由于人力资本市场、金融市场与二、三产业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就西部贫困县地区而言，当地的教育和研发水平较低，农业、水利、公路、电力以及通讯等公共基础设施相对落后，不利于知识技术的传播普及，形成“进不来、出不去”的两难困境。

再次，由于贫困地区二、三产业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经济集聚中心的先进技术在贫困地区难以产生好的外溢效应，不利于贫困地区的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发展。

此外，劳动力的健康是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健康资本同样是影响农民收入的一个重要因素。有学者认为人力资本比教育对收入增长的影响效果还要显著。由于贫困地区的农村医疗服务水平较低，健康状况通过人力资本间接影响农民的劳动生产率水平，阻碍了贫困地区农民通过劳动实现收入增长的路径。

最后，传统农业生产仍然是贫困地区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由于本地农产品市场规模较小，落后的交通基础设施不利于农产品对外运输，导致贫困地区农民难以通过从事农业生产实现收入增长。因此，虽然伍骏骞等对浙江省的经验研究认为经济集聚对农民收入同时存在显著的正向直接影响和正向溢出效应，但考虑到东部省份经济较发达和不存在国定贫困县的客观事实，该结论可能因为未能识别经济集聚对贫困县与非贫困县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差异，导致研究结论与客观实际出现较大偏差。此外，经济集聚对邻近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影响的大小将受到各地区“运输成本”高低的影响，并极有可能最终呈现出贫困县地区与非贫困县地区显著的异质性特征。

综上，本文提出如下理论假说。

假说1：经济集聚可以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影响农村居民收入增长，但对邻近贫困县与非贫困县具有显著的空间非对称特征。

假说2：“经济集聚中心”对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影响具有规模效应和随距离衰减特征。

四、样本选择与变量选取

(一)样本选择

首先，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已基本实现了区域整体脱贫，而西部地区的贫困县总数占到了全国贫困县总数的70%以上，贫困状况较中部地区更为严峻。其次，“西部大开发”战略在西部地区重点打造了成渝、关中—天水和环北部湾三大经济区，但后两个经济区的经济集聚效应并不显著。比较而言，自2007年国家发改委批准重庆和成都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以来，川渝地区在统筹城乡发展等方面取得了较好成效。在2020年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唱好“成渝双城记”，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使之成为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川渝地区已日益成为中西部地区的典型代表区域。

选择川渝地区作为研究样本主要是基于以下原因：其一，川渝地区具有典型的“大城市、大农村”特征，是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现实缩影。其二，川渝地区的66个和14个国定贫困县(截至2017年底)是研究贫困县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和防贫问题的理想样本。此外，川渝两地人均GDP增速总体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图2(a))，实现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多次居全国前列。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虽然2006—2018年川渝地区及全国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均呈现出稳步提高态势，但川渝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均普遍低于同时期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图2(b))。这种农民收入增长落后于当地整体经济发展的状况，是当前中国大城市带动大农村发展陷入的一种普遍困境，更是新时代中国巩固脱贫攻坚战略成果以重塑经济空间格局的重要突破口。综上，本文认为川渝地区是最适合探讨经济集聚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影响的研究样本。

(二)变量选取

本文以川渝地区为研究对象，相关数据来源于2007—2018年《重庆市统计年鉴》《四川省统计年鉴》以及重庆市38个区县、四川省21个市、自治州历年的统计年鉴。重庆市1997年直辖后原有40个区县，但2011年万盛区与綦江县、双桥区与大足县分别合并，由于合并后的万盛区和双桥区缺失数据较多，故予以剔除；四川省截至2019年共有183个区县，但广安市前锋区、巴中市恩阳区于2013年才成立，且简阳市已于2016年改由成都市代管，故予以剔除，最终获得川渝地区218个区县2006—2017年的面板数据集。相关空间权重矩阵数据则根据GoogleMap、百度地图和高德地图手工收集整理所得。

进一步将样本划分为贫困县和非贫困县进行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统计结果(见表2)表明，非贫困县的农民人均收入为8406元，而国定贫困县的农民人均收入仅为5083元，仅为非贫困县地区60%左右。对比二者的极值，贫困县与非贫困县农民人均收入的差距接近两倍。同时，除农民人均收入外，非贫困县的其他变量样本均值亦同样远远高于贫困县地区，贫困县在社会经济各方面均明显落后。特别地，就以单位面积土地经济发展水平所衡量的地区经济集聚程度而言，非贫困县地区甚至达到国定贫困县的38倍左右。一方面，非贫困县地区由于经济集聚水平相对较高，可以有效发挥其正外部性提高农村居民收入。另一方面，贫困县地区距离经济集聚中心较远，中心地区的经济发展无法对深度贫困地区带来“涓滴效应”，致使贫困县农村居民无法真正享受经济集聚可能带来的发展红利。其结果便是贫困县农民收入远低于非贫困县农民收入，甚至出现顽固性贫困等极端现象。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已有研究因未具体细分经济集聚对国定贫困县和非贫困县地区农民收入的影响差异，最终很有可能导致实证结果与客观现实存在偏差。

五、主要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运用集聚理论及空间计量方法，对川渝地区218个区县的经济集聚空间分布特征进行了分析，基于时间距离空间权重矩阵和经济距离空间权重矩阵，建立静态和动态的双固定空间杜宾模型实证研究了经济集聚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并对贫困县与非贫困县进行了比较分析，研究结论及相应的政策启示如下。

首先，从全样本的动态空间杜宾模型看，农民收入在时间维度上表现出了很强的路径依赖和“滚雪球”的特征，虽然短期内经济集聚的形成未能显著促进农村居民收入增长，但从长期来看，经济集聚对本地和其他地区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都存在显著的正效应。

其次，从分样本回归来看，经济集聚对农村居民收入的“涓滴效应”不仅没能有效渗透到贫困县地区，还对深度贫困地区的农村居民收入存在着不利的影响，经济集聚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在非贫困县与贫困县中表现出了极强的空间非对称性。

最后，本文验证了经济集聚规模效应的存在并间接验证了虹吸效应的存在，在偏远地区虹吸效应大于规模效应和溢出效应，不利于农村居民收入增长。

综上，经济集聚已成为县域农村居民收入增长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因素，但是，在肯定经济集聚对农村居民收入积极作用的同时，更要重视：第一，在“后脱贫攻坚时期”，既需要继续加强经济中心的总体规模，扩大集聚的范围和深度，又需要重视“经济集聚并不能有效地增强深度贫困地区的农民增收减贫”问题，针对贫困县与非贫困县的差异，合理调整政策，有意识地将乡村振兴战略与精准扶贫和深度扶贫政策相结合，改善贫困县地区农村居民的收入状况。第二，经济集聚形成的中心区具有较强的辐射能力，政府应尽可能地消除区域间的体制机制障碍，避免地方保护主义，充分发挥看不见的“第三只手”的力量来推动区域间交流与合作，这样既可以减少对外围地区的排挤效应，又可以充分释放中心地区的溢出效应。第三，要想充分发挥地区经济集聚带来的溢出效应需要进一步完善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使得城市与乡村的联系更加紧密;同时，经济集聚较强的区县应该充分发挥地区的示范和扩散效应，加强与周边落后区县的经济合作交流，将溢出效应渗透到偏远地区，持续推进农民收入增长。第四，应当继续加强对贫困县地区的教育扶贫投入，通过提升贫困地区农村居民的人力资本，从根源上“扶贫”“扶志”和“扶智”，切实破解“贫困陷阱”“顽固贫困”和“贫困代际传递”三个关键反贫困问题，以巩固脱贫攻坚战略成果和增强防贫经验与意识。

注：原文选自《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5期，因篇幅原因，有所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