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易卓,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副研究员
文献来源:《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5期
摘要:近年来,干部负担过重与形式主义成为基层治理转型困境的突出表现,县域治理结构中的条块关系是解释这一问题的重要线索。在县域范围内,县级政府发挥政治统筹的领导权威,平衡协调职能部门与乡镇政府间的权责关系,基于地方实际开展多元复杂的治理实践。然而,随着国家资源下乡、监督下沉与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推进,越来越多的部门工作被转化为县级政府的中心工作,“条条”得以将部门意志嵌入“块块”的统筹领导权,强化对乡镇的支配,也加强了上级对基层工作落实的过程管理。县域条块关系失衡使得中心工作体制过度膨胀和泛化,乡镇政府不得不频繁启动政治化动员机制,一方面不断整合治理资源来顶格完成上级任务,另一方面也使其超负荷运转、难以回应群众诉求,从而带来基层治理悬浮型内卷的困境。 关键词:悬浮型内卷;条块关系;多中心工作;基层治理;县域治理 一、问题的提出 “郡县治,天下安”,县域治理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构建合理运转的县域治理体系对于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意义重大。然而,近年来基层工作中普遍出现的治理事务繁重、监督问责泛化以及形式主义等问题,成为困扰基层工作和干部心态的负面要素,严重影响基层治理的正常工作秩序及其现代化转型进程,因此需要厘清其内在的结构性约束条件与发生机制。在政府行为研究领域,无论是从宏观层面研究央地政府间的互动模式,还是从微观层面理解基层政府的避责行为,大多数学者秉持“整体性政府”的分析视角,将政府组织内部视为铁板一块,这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职能部门以及条块关系在县域治理结构中的重要作用。基于条块关系互动来认识县域治理实践可以有效关联宏观分析与微观解释,进而从中观层面探究当下基层治理体制运行的内在机制。 条块关系是支撑我国政府内在组织结构的基本框架。其中“条条”是指基于业务分工与科层理性原则所设置的各种职能部门,分门别类地指导、执行、管理和负责政府公共事务,而“块块”则是基于层级原则设置的各级政府。可以说,条块关系构建了我国政府在治理目标、资源配置、权责划分以及组织模式方面的基本框架,对县域治理体系的塑造和运行产生深刻影响,因此也成为大部分学者剖析中国之治的重要理论工具。整体来看,尽管不少学者从一统体制、超大型国家的治理复杂性等方面对政府条块关系进行了研究,但仍主要将其作为解释政府行为与治理现象的静态背景,相对缺乏从具体实践出发探究条块关系互动及其影响的机制分析。 梳理既有文献积累发现,通过辨析条块结构的力量对比与关系特征来理解基层治理中产生的多重困境成为学界聚焦的核心问题。现有研究主要关注了两种类型的条块关系模式:一是“块强于条”的条块模式。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中央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并向地方政府不断放权,鼓励各级政府在经济增长和社会治理中发挥自主性和能动性,赋予和强化其在经济社会总体规划中的统筹权力,释放了地方发展积极性和体制活力。但“块块”权力扩张也可能过度吸纳部门的行政资源和权力,致使除经济指标外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和社会管理等政府职能被忽略或弱化,并产生对上级政策的选择性执行、地方本位主义等问题。二是“条强于块”的条块模式。自取消农业税费以来,一方面随着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从“汲取型”向“服务型”转变,国家依托条线部门向乡村输入公共财政资源,并通过项目审批、招投标等技术管理手段增强部门权力,另一方面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规范化建设的背景下,近年来的显著趋势是各种自上而下的监督检查逐渐增多,通过对“条条”行政赋权,开展重点巡查和专项治理,监督基层政府行为,国家得以强化对各级政府的规范管理,但客观上也割裂了公共资源使用的综合性和协调性需求,地方政府统筹整合部门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被弱化,带来部门之间推诿扯皮、转移治理责任、加重基层负担等问题。 现有研究表明,政府治理绩效与条块结构中的权力关系运行密切相关,为理解条块关系失衡所引发的当前基层治理困境提供了重要启示,但仍有值得讨论和推进的空间:一是在理论视角层面,学界目前的研究仍然聚焦于制度规范意义上的人事、财权和资源配置对条块结构中权力关系及力量强弱的影响,存有静态化理解的明显取向。但实践逻辑显然要比二元条块结构的静态划分更为微妙和复杂,实际上在“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基本组织原则下,仅从体制性的权力定位出发很难实现部门意志的扩张,而非常依赖本级党委政府的实践性赋权,其中的具体机制和内在逻辑还没有被揭示出来。二是在现实回应层面,尽管形式主义和基层负担过重等问题会周期性地存在,但二元化的条块结构研究很难针对性地解释为何这些问题普遍存在于当下基层政府实践中,对基层治理转型所面临的新处境还未作深入考察和系统性分析,还需要进一步阐释职能部门在县域条块结构中是如何实现权力扩增和责任转移的,以及给基层治理带来哪些变化。因此,需要对县域条块关系实践进行新的机制分析和理论总结。 事实上,在基层政府的组织架构和权力设置等制度框架未发生根本改变的前提下,县域治理实践中一个日益凸显的现象是,过去以分散简约治理为特征的单中心工作模式已转向多中心工作模式,政府管理模式也从结果管理导向转变为过程管理导向,从而加强对过程管理的权重。基于此,本文将围绕县域条块关系失衡下的多中心工作格局展开论述,重点分析县级部门工作中心化的动力机制,进而呈现部门权力扩张与县域多中心工作模式之间的内在关联和强化逻辑,最后揭示县域条块关系失衡是如何带来基层治理体系刚性化,并引发基层“悬浮型内卷”这一治理困境的。由于该现象在全国基层具有一定普遍性,为了方便讨论和叙述,本文以中部某省Q县S镇为个案来呈现县域条块关系实践与治理结构转型的具体细节。S镇为Q县最大的农业型乡镇,有15万亩耕地和一个国营农场,农民对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的需求比较迫切。近年来,S镇执行上级安排的事务越来越多,要求也越来越严,乡镇干部感到疲于应付,很是辛苦,这为我们深入观察县域条块关系实践与基层治理困境提供了窗口。 二、县域条块关系的制度架构与实践样态 国家公共权力虽是一个整体,却需要分部门来执行,正是通过各个部门来实践作为整体的国家权力,才能维系国家治理有效,条块关系也因此成为理解政府组织结构和权力运行的基本框架。县域处于我国的基层,条块关系的复杂性和实践性在这一层级得到完整体现:一方面,在中央对地方政府总体性支配关系下,国家治理转型的任务和要求最终都要落实到基层才能实现,上级政府和部门的各项工作目标和责任要求逐级传递,在县乡治理中形成交汇;另一方面,县域又属于基层治理,处在整个政策层级和执行系统的末端,需要直接回应和处理乡村一线的各种事务,这一层级条块间的权力互动会对基层治理绩效产生直观影响。因此,考察县域治理中的条块结构与关系实践对于理解当前基层治理转型及其困境具有重要意义。 (一)县域条块关系的基本架构 一般而言,县域条块关系结构的互动主体由县级政府、县职能部门以及乡镇政府三者组成。在县域治理中,尽管它们的行为逻辑、权力关系以及责任嵌入共同塑造了基层政府内部的权力和资源配置结构,具有很强的互构性特征,但仍然需要遵守基本的组织原则和行动框架,且只有当不突破并策略性援引这些规范意义上的制度安排时,条块关系中的各方主体才能最大化实现自己的意志和目标诉求。 总体来看,县域条块关系的基本设置是以“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原则在县级政府、乡镇政府以及职能部门之间配置治理资源要素的,并形成了独特的权力行动网络。其中,县级政府是县域条块关系中的行政权威和领导主体,依托党委发挥统筹协调职能,同时也要对其属地承担政治兜底责任,发挥协调各方主体的权能。在更大的治理范畴下“县”本身呈现“块”的特征,主要从人事控制权、资源统合权以及事务创制权三个方面体现出来:一是从人事控制权来看,县级政府是乡镇和各个职能部门的直接上级,可以对二者的工作及其主要领导进行政治评价和绩效考评,县级党委统筹安排的中心工作一般有着很强的政治性,各个部门与乡镇的常规工作与日常运转都要服从县域中心工作来开展,并接受上级党委政府的监督考核,中心工作的推动及完成情况是县里评价干部能力与晋升提拔的重要依据。二是从资源整合权来看,尽管在项目制改革后,我国科层体制中相当比重的公共资源被分割到各个条线部门,但县级政府仍然可以基于地方实际与治理需求来统筹整合分散在各职能部门的项目资源与人事关系,以保证辖区内各项重点规划及综合治理能顺利完成。三是从事务创制权来看,县级政府能够根据上级考核要求与属地实际来创造性地设置治理事务与工作内容,受政绩目标驱动,县级政府会尽可能选择那些能够突出地方创新、工作业绩以及治理成效的事务作为工作的重点,在完成基本目标考核的同时积极创造超额政绩。可见,县级政府拥有县域最高的政治权威,并与部门和乡镇构成双重“委托-代理”的上下级关系。 基于条块关系的基本制度框架,县域职能部门主要负责和承担各类行政工作和服务项目,也可以被称为常规工作或部门工作,这类工作具有专业性、部门性、规范性和法定性的特点。在承担业务工作的同时,职能部门还配套专门的工作人员、执法权限、经费预算和项目规划等资源,遵循“责权匹配”的行政理性原则。一方面,各职能部门在组织上接受县级党委的领导,需要服从和配合县级党委制定的各项重点任务和中心工作,另一方面,为了突出本部门的重要性、争取县委主要领导更多的注意力及更多的治理资源,职能部门也具有把自身的常规工作转换为县委统筹中心工作的内在动力。从县职能部门与乡镇政府的关系来看,为了落实部门工作,“条条”不仅可以向乡镇下达治理任务,还能利用指标考核、奖惩激励等督促手段,而乡镇在属地管理责任的约束下也有义务协调、配合部门工作并接受其业务方面的指导。在县域治理中,虽然职能部门掌握的管理权力和行政资源逐渐增多,甚至可以代表县级党委与乡镇沟通和互动,但其在行政级别上与乡镇相同,双方更多是协调互动而非严格意义上的上下级关系,即只要部门工作没有升格为县级政府的中心工作,乡镇就没有完全服从部门意志和工作安排的义务,可以相对灵活地应对。 从乡镇政府的角度来看,除了上文所述条块关系的基本框架,乡镇治理也有其特殊性:一方面,乡镇处于基层治理的一线和末端,面临复杂多样的治理情景,需要创造性地完成各项治理任务和重点工作,因此在承担属地管理责任和协调乡村两级资源时,也需要上级政府赋予其更多的自主性空间。另一方面,与职能部门“权责匹配”的行政理性原则不同,乡镇不仅长期面临“权责不匹配”的现实约束,而且由于人事、财权等治理资源的匮乏,乡镇内部没有明确划分条块界限,具有综合统筹和简约治理的特征。这意味着乡镇既有与职能部门维持良好关系的需求,以获得更多的项目资源或经费支持,甚至参与和部门的“结对竞赛”来获得正面的政治评价,又需要将有限的治理资源投放到县域中心工作中,而采取各种手段应付部门其他的常规工作,利用非正式策略来防止条块关系的过度失衡。 (二)县域条块关系的实践属性 虽然县级政府、乡镇政府与职能部门之间的互动模式遵照基本的制度原则和正式规范,但这并不意味着县域条块关系是完全结构化的,而是为了适应基层治理的复杂环境呈现显著的实践属性,并集中表现在公共事权的配置上。 实践性的县域条块关系本质上是对治理权力结构的调整。基层政府间的权力安排主要包括政治权力、财政权力和公共事务权力三种类型。前两种权力的分配更加结构化和制度化,并随着我国体制改革的演进变得相对稳定,而公共事务权力的配置则具有动态性和周期性,这也是为什么事权配置成为学界对政府行为研究关注的焦点。在分析条块关系时,事权也可以被分解为不同维度的“控制权”,包括目标设定权、检查验收权和激励分配权,而县级政府将不同的控制权在部门和乡镇之间进行排列组合时,就会形成实践性的县域条块关系结构。 在具体的基层治理当中,县级政府会根据治理需求的复杂性和综合性,发挥政治统筹的领导权威,推动条块事权关系的调整和再组织。一般而言,县乡政府间在公共事务分配上有着稳定的控制权关系,即乡镇要积极认真、保质保量地完成上级交办的任务,而县级政府在公共事权上对职能部门的控制关系则具有较大的变动空间,可以基于两种情况对部门进行临时性扩权:一是职能部门的工作被转换为县级政府的中心工作。县级政府可以结合上级要求和本地实际情况进行总体研判,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规划将某些部门的常规工作遴选为重点工作,并对乡镇的工作落实情况进行硬考核,甚至还可以启动政治化的动员机制,通过监督问责、考核排名或“一票否决”的方式调动下级工作积极性,要求乡镇全力投入以完成治理目标。二是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下,县级政府也可以依靠职能部门强化对乡村工作的规范管理,尤其是借助档案台账、信息软件和执法记录等各种技术权力和程序手段来约束乡村干部的负面行为。 与此同时,对于“条条”而言,将部门工作设置为县域的重点工作,就可以借助党委的领导权威提高自己部门的政治地位,同时隐性强化对乡镇政府的控制权,将二者的协商互作关系变成临时性的上下级关系。但县级政府对职能部门的扩权需要限定在一定范围之内:一方面县域治理千头万绪具有很强的综合性特征,如果放任“条条”部门对乡镇工作的过度干预,就会使县域治理工作缺乏重点,难以维系科学合理的基层工作秩序;另一方面,乡镇在处理一线事务时缺少正式治理资源的支持,必须嵌入乡村社会,激活本土化的非正式资源才能灵活开展社会治理,这要求县级政府限制职能部门对乡镇工作的过度管理,而赋予其更多的自主空间。 综上所述,县级政府利用自身的统筹协调权对县职能部门和乡镇政府展开双重领导,通过公共事权分配和重点任务设定来维系县域条块关系的动态平衡。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县级政府调整条块关系时的领导权威就显得非常关键,县一级是国家权力与基层治理的交汇地带,承担着政策转换与政策执行的重要职责,也因此面临类型多样且高度复杂的治理需求。因此,为了调动县职能部门和乡镇政府两者的积极性,县级政府会在总体考虑全县工作形势和工作需要的情况下,将特定时期的中心工作数量压缩在一定范围内,通过设置少量的中心工作来构建合理且均衡的条块关系,这可以被称为单中心工作模式。这样既能够让乡镇在落实工作时区分轻重缓急,赋予其更多创造性开展治理活动的自主空间,又可以调动分散在条线上的部门资源。正是这种实践性的条块关系保持着我国县域治理体系的弹性,也是“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政府权力运行与组织原则的重要体现。 三、条块权力关系重组与县域多中心工作模式 条块关系的实践属性,一方面受到政府基本组织框架和科层原则的约束,另一方面在基层治理现代化转型背景下,县域条块关系的权力实践也在近年来发生了重要变革。一个显著趋势就是越来越多的部门工作被纳入县域整体的中心工作,部门意志在条块结构中不断强化和扩张,多中心工作模式在县域被广泛启动,基层政府内部的控制权分配、资源流动以及治理方式也相应进行重组和调整,共同影响着基层治理转型及其效能。 (一)部门工作中心化与依附性控制 对于县职能部门而言,尽管可以利用政府间运作的一些“共谋”或变通策略来推动工作开展,但由于其大部分业务都属于常规工作,县职能部门在与乡镇对接工作时的方式及过程仍然具有很强的科层化和制度化特征,难以在短期内调动乡镇的注意力和积极性并进行有效动员,因此部门有很强的动力建构一种相对于乡镇的压力型结构,以此来提升本部门的地位和控制权力,其中最重要和最有效的做法就是使自己部门工作的“中心化”。 部门工作中心化是指某些部门的常规工作、业务工作被设定为县级政府的中心工作,治理方式也从常规治理转变为运动式治理。县级党委根据地方实际条件和治理需求,从重要的部门工作中遴选出一些具有较强综合性、政治性的作为中心工作是常见的政府运作方式,部门工作中心化主要通过三种渠道来实现:一是上级政府已经将某项工作认定为政治任务,县级政府必须相应地将其作为中心工作来对待。显然,县级政府也被嵌入与上级政府和部门的条块关系结构当中,如果一些部门任务在上级就完成了向中心工作的转换,例如乡村振兴、防返贫监测、生态环境保护等自上而下设定的重要政治任务,县级政府就需要强化政治动员机制,将它们列为本县的重点任务,以配合上级党委政府落实相关工作。二是为了规避问责风险,县级政府也会将某些部门工作“升级”,通过顶格管理的方式对部门赋权,向下压实工作责任。比如近年来上级对安全生产的管理和处置要求越发严格,地方一旦发生安全事故就会面临很大的问责风险。Q县的农村空心房整治工作本来只是住建局的常规任务,但因为国内不少地方出现自建房倒塌伤人事故,所以Q县将农村住房安全排查整治作为2023年度的中心工作。S镇对镇域范围内4.6万栋建筑进行了排查,占到其整个工作精力的60%。三是部门为了创造工作业绩,也会积极游说县委主要领导重视本部门的工作,通过将分散在其他条线上的项目资源集中到本部门来打造政绩亮点,也可以有力推动部门工作的中心化。如Q县在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中,农业农村局为了提高工作推进力度、打造工作亮点,向分管领导提议对各乡镇的人居环境工作进行观摩并打分排名,一个月一次,不仅看村内环境卫生如何,还要看基础设施改善情况,这就倒逼乡镇需要不断争取和整合各种治理资源,尽量在排名考核中不落后。 值得讨论的是,部门工作中心化不仅意味着该部门工作的重要性得到提升,更重要的是县域治理的内在机制发生深刻调整,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首先,部门在推动工作中撬动党委政府的政治统筹权威,实现了部门权力升级和部门性质转变。当一项工作被正式确定为县域整体的中心工作时,就会由党委负责代替之前的部门负责,典型就是成立各种工作领导小组或委员会。这些机构一般将办公室设在原属职能部门,由县委领导直接挂帅,享有动员其他职能部门和乡镇治理资源的权限,事实上将职能部门变成推进中心工作的代理机构。其次,引发职能部门之间的竞争性合作。当某个部门的工作被转换为中心工作后,为了方便归口管理和事务推进,该部门可以作为牵头部门来联系和协调其他部门和乡镇政府,以中心工作的名义安排任务和调动资源,它们之间就会从相对平等的协作配合关系转变为层级化的权力支配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其他职能部门一方面希望与牵头部门合作,以成员单位的身份搭上中心工作的便车,这样就可以将自己的业务工作嵌入县域重点任务,另一方面又希望推动本部门工作的中心化,避免其他部门的过多干扰和支配,以提高自己部门的政治影响力。最后,特定职能部门从该项工作的执行者和推动者变成管理者和监督者。当部门工作被转换为中心工作后,职能部门就可以对该项工作开展的具体内容进行细化管理,向其他单位和乡镇下派任务,同时还能制定监督考核标准,以领导小组的名义进行排名通报,县域条块关系的权力互动发生转向。 可见,随着部门工作中心化机制在县域治理中展开,县域条块关系在“县级政府—中心工作部门—非中心工作部门—乡镇政府”之间形成了一种依附性控制的权力链条。通过党委政府对县域总体治理的统筹领导权威,部门工作中心化使得职能部门能够依附其上而分享一部分控制权,其专项业务和行政权限也就会外溢出部门边界,扩展到整个县域治理,原有的条块制衡关系被弱化,部门权力和意志得到强化和凸显。 (二)部门避责性监督与过程管理 与推动中心工作设定议程扩张部门权力、强化部门意志的逻辑不同,在中心工作的具体执行和推进过程中,如何尽可能规避责任成为部门主导逻辑。一方面,从中央到地方不断强调狠抓政策落实,并加强对各级政府的监督检查和问责力度,基层各部门工作的容错空间被不断压缩,呈现较强的风险厌恶倾向;另一方面,一旦某项工作被设定为中心工作,原属部门的工作目标、事务内容以及组织协调成本都会大幅攀升,仅依靠本部门的治理资源和人事力量很难有效完成,这就进一步增加了被问责的风险。而借助依附性控制的权力链条,职能部门通过制度化的权威介入使其向外转移部门责任和向下进行政治动员成为可能。 在县域相对均衡的条块关系结构中,县职能部门虽然属于业务机构但仍然要承担一线治理责任,这是因为其配套有专业化、技术化的专职人员,正规的执法和培训资质以及制度化的办事规程,在许多部门业务开展中乡镇也只起到配合协助作用,并不是执行部门工作的责任主体。然而随着部门工作中心化带来县域条块关系结构的重组,职能部门履职尽责的方式发生明显改变,即从一线治理的责任主体变为监督乡镇的监管主体。在推进中心工作的过程中,牵头部门需要敲定重点任务的工作细节和要求,以指标分解的方式向乡镇设定目标管理责任,严格把控任务推进的进度,并通过开调度会、末位排名等手段向乡镇施加压力。如此一来,大量部门的业务工作和责任都转移到乡镇一级,如果出现上级政府对县域中心工作推进情况的问责,乡镇作为执行主体也要承担相应责任。 县域条块权力关系重组后的职能部门尤其是牵头部门可以不断援引政治统筹权威,尤其是利用过程管理的方式来向下卸责和传导压力,本文称之为避责性监督。具体而言有多种类型:一是指标管理。这里涉及任务的具体内容、细分板块、加分扣分项目以及达到何种标准都会给出详细说明,而最终考核结果则会作为部门代表县级政府评价乡镇工作的主要依据。二是进度管理。为了保证重点任务能在上级给定的时限内保质保量完成,同时调动乡镇工作积极性,县职能部门还会通过召开主要领导出席的调度会等方式管理工作进度,若出现拖沓应付、执行偏差等问题则要求乡镇负责人汇报原因并立即进行整改。三是排名管理。为了向乡镇政府传导工作压力,牵头部门会对各乡镇的工作落实和指标完成情况进行阶段性排名,对排名靠前的乡镇给予评优评先、通报表扬、单项表彰等正面激励,而对于排名靠后的乡镇则要约谈,甚至问责,这些监督检查无论是正向激励还是负向激励都有很强的政治效力,给乡镇形成巨大压力。四是形式管理。主要是对各种权力运行的程序流程是否到位,文字档案、图片表格和台账记录是否完整以及经费使用是否合规等形式进行监管,确保政策实施过程的规范化和合理化,同时这些也是证明基层已经履行好各种责任的重要依据。调研中发现,Q县在人居环境整治、低保收缴、空心房整治、美丽乡村建设、秸秆禁烧、国土“图斑”整治、乡村矛盾纠纷调解等多项部门工作中会采取上述一项或多项过程管理方式,强化对乡镇的监督考核压力。 借助依附性的控制权力,部门得以将治理责任嵌入监督过程并不断向下转移,监督形式也变得越发细密和复杂,过去以结果管理为主的治理方式逐渐转变为以过程管理为主,乡镇也只能服从部门意志的调度安排。在部门工作中心化与避责性监督的共同作用下,县域相对均衡的条块结构被打破,基层治理开始转向多中心工作模式。 (三)条块权力关系失衡与县域多中心工作模式 县级政府的政治统筹权威是维持县域条块关系相对均衡的核心。正是由于县级处于国家治理与基层治理的接点地带,需要创造性地设定治理目标、合理采用治理方式并有效整合行政资源,因此要由县级政府来协调职能部门与乡镇政府间的权力关系,既要合理安排治理任务与考核手段,充分调动二者的工作积极性,又要调控部门与乡镇之间的权责关系,避免“条条”对乡镇工作的过度干预,以维系相对弹性的基层治理体系。 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三农”工作的总体目标也在发生改变,国家不仅向农村大量输入公共资源,而且在这种自上而下的服务型治理中更加关注合法性和相应的治理绩效,客观上强化了对行政权集中化配置以及监管基层干部行为的需求,对基层治理产生了深远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从单中心工作向多中心工作模式的转变。近年来,为了推动基层工作落实和各项惠民政策执行到位,不仅中央对纵向的权力配置结构进行大幅调整,从关注经济建设等特定中心工作向更多的治理目标和治理环节扩展,不断上收目标制定权,而且省市等中间层级政府也参与到对基层的任务目标界定。事实上在过去治理事务相对集中、政策体系相对聚焦的基层治理实践中,县级政府只需关注上级真正重视的少量政治任务即可,即便有推动工作创新或是设定中心工作的动力,也会在上级划定的几项重点事务范围内进行选择。县域治理以单中心工作模式为主,这意味着县级政府有精力和时间对辖区内的治理事务和发展规划进行研判,将重点任务落实到位,呈现制度注意力分配的典型特征。随着越来越多的部门工作从上级开始就被划定为重点任务,领导注意力分配出现不确定性与强竞争性,县级政府为了在尽力完成“目标管理”的同时还能争取积极的“政治评价”,也就不得不依托职能部门成立大量工作领导小组,在各个条线任务中都做出亮眼成绩。从Q县情况来看,仅农业口的县级领导小组就有12个,包括乡村振兴战略领导小组、党建引领乡村环境治理工作专班、乡镇综合配套改革工作领导小组、“两山”转化试点县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等,而被纳入县级对乡镇综合考核的责任单位有40个,超过全县单位总数的60%,可见,县域中心工作体制已逐渐泛化和膨胀。 二是从结果管理到过程管理的转变。与目标制定权配置结构转变相适应的是管理方式的调整,总体趋势是上级对基层工作的评价从注重结果管理转向了既重视结果管理也重视过程管理,在激励方式上从以正向激励为主转向正向与负向激励相结合的方式。可以看到,当越来越多的任务被纳入中心工作管理,县域整体治理任务的政治属性就会不断攀升,党政主要领导成为直接责任主体。为了引起乡镇政府的重视,无论是县级政府还是职能部门都倾向以顶格过程管理的方式传导压力,不仅要求下级在规定期限内无条件完成布置的各项工作,而且通过指标分解、进度监测、程序合规以及排名问责等多种技术手段对其进行监督,并将考核结果作为问责基层的重要依据。与早期强调结果管理并以晋升为主要手段的正向激励相比,基层治理中的管理模式和激励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上级对下级的政治化动员力度也在加强,尤其是在自上而下的监督检查体制趋于完善的背景下,跨级监督的频率逐渐增多,上级政府的监督能够打破层级壁垒直达治理一线,这也进一步强化了县职能部门避责性监督的动力。正如S镇副镇长感叹近两年不仅事务越来越多,监督检查也极为频繁:“每项重点工作背后都有分管领导,有考核办法,有监督排名,党委、政府、纪委等各种局委办都可以问责,压力很大。” 在国家治理转型与基层行政权配置调整的背景下,县域条块关系的权力结构也在发生重组:一方面,大量的治理事务和任务目标从上级传递到县域治理场域,这些任务被高度关注并且附带强激励属性,从部门责任变成县级政府的主体责任,从而赋予县级政府更大的政治统筹和资源调度的权力;另一方面,县级政府自主设定治理目标和检查验收的权力也被上收和缩紧,在协调条块关系、维系自主治理秩序方面的能力被弱化,集中表现为部门工作“中心化”以及条线部门的意志扩张。至此,县域中心工作不断泛化,条块关系越发失衡并重组了县域治理中的权力结构,县域治理体系向多中心工作模式转变,这带来了基层治理转型的一系列困境。 四、“悬浮型内卷”:县域多中心工作模式与治理困境 县级政府的统筹决策、重点任务与中心工作大部分都要在乡镇落地。位于基层治理体系末端的乡镇在执行县委、县政府决策和国家统一政策的同时,还要直面乡村社会的复杂性、综合性和非正规性,这就需要积极创造各种条件开展治理活动,紧密接触群众、开展群众工作,并将有限的治理资源投入最重要和最紧迫的任务。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部门工作被升格为县域整体的中心工作,各个条线的任务经过县委政治统合权威的转换后下派到乡镇,导致乡镇将大部分时间与精力都花在应对上级事务上,而难以兼顾地方实际治理需求,使其陷入了“悬浮型内卷”的基层治理困境。 (一)治理任务激增与注意力分配的内卷化 在过去县域单中心工作的治理模式下,乡镇作为执行主体会将注意力放在县级政府重点关注的任务上,这些任务具有较强的政治性、复杂性和综合性,需要高标准、严要求不打折扣地完成,例如春秋两季集中征缴农业税费、计划生育工作以及招商引资等。由于这些工作在一定时期内数量不多,同时又有很强的政治激励和资源配套,乡镇就可以集中注意力来主动完成这些任务,积极调动各种正式、非正式或是半正式的治理资源创造性地搞好工作;又因为这些任务在特定时间内只有一到两项,所以乡村干部就有余力接触群众生活、了解群众需求,并且可能将群众工作与中心工作结合起来,达到国家治理与基层治理的统一。 然而在县域条块权力关系重组引发多中心工作模式的背景下,乡镇在执行上级任务时容易陷入注意力内卷的困境:一是从数量上来看,随着越来越多的部门工作变成中心工作下沉到乡镇,部门与乡镇之间的协商互作和业务指导关系变成了暂时的上下级关系。乡镇要服从部门意志及其工作要求,将每一项任务都认真落实并执行到位,这意味着在一定时间内乡镇要同时处理和应对多项重点工作,为了避免因工作落实不力而被问责的风险,乡镇就需要将注意力放在每件中心工作上。S镇的情况具有代表性,笔者统计了2023年10月至12月从上级部门安排下来的重点任务事项(表1),可以看出,这些工作涉及农业农村局、住建局、生态环保局、民政局等多个部门,并且每项工作都有明确的任务要求、考核办法和监督配套,乡镇都需要认真对待。 二是从执行策略上看,与职能部门落实行政任务有专门的资源配套不同,县级政府一般只是将工作交给乡镇,而完成任务所需的治理资源则由其自行解决,显然在人事、财政和行政资源都比较匮乏的约束下乡镇很难依靠常规治理手段来完成部门工作,只能频繁起用政治动员和资源整合的方式去落实任务。结果就是,当乡镇集中资源和注意力完成某项中心工作时,就有可能疏忽或是应付其他工作任务,从而因这些工作进度落后、排名不佳而引发上级政府的问责约谈,乡镇只能调转方向来重视这项工作的完成,最终导致基层的执行注意力要在不同工作之间跳转,从而陷入注意力内卷的困境。S镇分管农业工作的副镇长说:“现在每周都要迎接各级政府和部门的工作检查,有时候一项工作刚做完,另一项工作的检查就来了,很少有休息时间。” (二)治理责任刚性与政治动员的内卷化 与县域多中心工作模式启动相伴随的是上级部门的监督考核权力不断渗入基层治理的全过程,为了将问责风险控制在最低限度,乡镇作为行政体系最末端的责任主体不得不在面对上级事务时都采取政治化动员机制以尽量做好每件工作,致使基层治理体系的组织运作成本大量增加,基层干部也被动卷入频繁政治动员的负重工作状态。 在县域多中心工作体制运作下,借助依附于县委、县政府统筹领导的控制权力,职能部门既可以向乡镇摊派任务,又可以运用指标管理、数字技术、绩效考核、排名问责等多种手段对乡镇进行具有政治效力的监督考核。而有晋升空间的乡镇主要领导和年轻干部则会在政治激励下自我加压,积极调动所有治理资源去完成上级交办的每一项中心工作。不仅如此,频繁的部门工作“中心化”使得县域治理体系中充斥着各类工作领导小组、部门间联席会议和工作专班等组织机制,这进一步导致冗余性事务的扩增。乡镇则要紧随其后完成各项细化的任务要求,甚至在治理资源非常有限的现实约束下,只能以形式达标的方式来推动工作,这加剧了基层形式主义负担。例如S镇在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中,由于治理资源有限,只能集中精力打造3个村民小组,并做好相应的台账材料以应对上级检查。乡镇内生性的治理事务则不断被“中心化”的部门事务所吸纳,基层治理悬浮于乡村社会之上。 在落实上级中心工作和重点任务的过程中,治理责任的刚性化使得乡镇需要不断依赖政治动员来推动工作开展。S镇的党委副书记在谈到上级部门问责时说,“任何一项重点工作都不可能有第二次约谈”。这意味着当某项工作因排名落后被上级部门约谈时,乡镇就得调动所有的干部和资源投入这项工作中以杜绝被第二次约谈。出现第一次约谈可能是很多偶然因素造成的,但如果被第二次约谈,就会被上级认定为工作态度问题,而在上级领导心中留下负面印象。因此,只能通过进一步强化内部政治动员的方式来确保每一项工作在上级综合考核或专项考核中不落后。 (三)治理项目悬浮与资源输入的内卷化 农业税费改革后,国家不断向农村输入公共建设资源,乡村的基础设施条件得到很大改善。国家项目资源输入需要依托条线部门的力量,进而继续强化部门设定治理目标、规定项目用途和指定资源流向的权力,尤其是在中心工作推进中对项目建设和资源投入的需求更大、要求更高。随着政治化动员模式在基层广泛启动,乡镇在使用项目资源时也更多围绕上级部门的意志和标准来展开,而逐渐与基层治理实践和群众需求相脱节,陷入资源投入的内卷化困境。 资源输入的内卷化表现为项目供给与村民需求偏好的错位。S镇在上级部门的要求下为了打造乡村旅游项目,将文旅局、水利局、交通局以及财政局的项目资金打包,以此来撬动社会资本投资,计划在离高速公路出口最近的一个村打造集农业采摘、健康养老为一体的4A级乡村旅游示范点。这个项目由农业农村局牵头,县长任项目部的第一责任人。前期引进本地农机服务公司的老板任村支书。村里投入自有资金400多万元,撬动上级项目资金500多万元,整个项目开发投入近900万元,步道、观景台、游客服务中心等基础设施已改造完毕,但仍有很大的资金缺口。相比于如此大体量的项目资源投入,S镇作为一个有15万亩耕地的农业乡镇,在水利基础设施项目方面的投入却非常迟缓,农民种地用水需要自己合伙筹资打机井,显然项目投入没有满足村庄社会最紧迫的生产生活需求。 在县域多中心工作模式下,资源输入的内卷化还表现为对治理资源的过度整合。上文提到,当部门工作被转化为县域整体的中心工作时,这项工作的权威性、政治性、综合性都会得到提升,职能部门与乡镇政府也从之前的业务指导关系变成了监督管理关系,即可以通过工作领导小组或是分管领导观摩的形式对乡镇工作打分排名,在考核问责压力下乡镇不得不尽力整合有限的治理资源去争取先进。Q县每月都组织一次人居环境整治观摩,由县委副书记、分管副县长、农业农村局全体领导、有关业务部门以及各乡镇书记、镇长进行现场观摩和评比打分,排名靠前的乡镇可以获得5万元奖励并通报表扬,排名最后的则要被约谈并作表态发言。如此一来,本来只是保持基本环境整洁的工作就会变成各乡镇的激烈竞争。S镇的做法是每次在观摩点上建设小游园,每个游园投资三四十万元,到目前为止整个乡镇已经投入了四五千万元的资金,但是因为缺乏后期管理,很多游园已经荒废,最终陷入治理资源投入的内卷化困境。 五、结论与讨论 县域治理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构建运转合理的县域治理体系对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意义重大。本文探讨了近些年来,随着国家资源下乡、监督下沉以及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的推进,县域条块权力结构发生了深刻调整,表现出以部门工作“中心化”为主要特征的条块关系实践,县职能部门得以撬动县委、县政府政治统筹的领导权威,从而改变了与乡镇间相对均衡的权责关系,越来越多的职能部门任务以中心工作的形式被下派到基层,引发了一系列治理转型困境。 研究发现,条块关系是我国政府组织结构与权力运行的基本框架,遵循“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实践原则,县级政府基于自身的政治统筹权来平衡职能部门和乡镇政府间的工作安排与责权配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县级政府得以自主设置治理目标和治理议题,根据地方实际和治理需求研判经济社会总体规划,将真正重要的部门工作提升为中心工作,集中资源和调动基层干部积极性将其完成。然而,随着转型背景下基层治理的目标设定权和监督验收权不断被上收,县域条块结构也随之发生系统性变化,集中体现为部门工作的“中心化”。依托这一机制,越来越多的部门业务被转换为县域范围内整体的重点政治任务,县职能部门也因此得以对乡镇进行依附性控制,一方面将自己的部门业务下派给乡镇,致使其工作任务越发繁重,另一方面又通过避责式监督的方式向乡镇传导压力。县域条块关系陷入失衡状态,部门意志不断凸显和扩张,县域治理从单中心工作模式向多中心工作模式转变。 在多中心工作模式下,基层治理陷入“悬浮型内卷”的转型困境,具体表现为越来越多的治理任务传导到乡镇,使其难以区分工作内容的轻重缓急,只能对上级每项工作都重视并集中调度资源去完成,而难以顾及自身辖区范围内的社会性事务与群众需求,这带来执行的注意力内卷。另外,当越来越多的工作被升格为中心工作后,来自上级政府监督问责的力度也在逐渐强化,且每项工作的政治性、综合性特征都加强,正向与负向激励的压力很大,乡镇就不得不频繁启用政治化的内部动员机制,通过自我加压和尽力整合治理资源的方式来完成上级安排的各项重点任务,最终也陷入了政治动员和资源输入的内卷化困境。县域条块关系失衡引发了基层治理“内卷化”悬浮于乡村社会之上,导致与群众真实需求及治理实际相脱节,甚至带来形式主义等问题。 要突破当前“悬浮型内卷”的基层治理转型困境,关键是要赋予基层治理相应的自主权,重塑基层治理体系弹性。具体而言就是要保障县级政府设定治理目标和管理方式的自主空间,遏制职能部门过度将自身的业务工作“中心化”,把部门意志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明确中心工作与常规工作之间的边界,避免县域中心工作体制过于泛滥和肿胀。应将普通的行政任务置入常规工作体制来完成,而将县域经济社会发展中真正重要的事务列为中心工作,这样才能让乡镇在积极主动完成上级布置的政治任务的同时,还有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接触群众、开展群众工作,将国家公共资源输入与治理需求相结合,推动国家治理与基层治理的统一,释放基层治理体制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