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改革开放40余年来，中国经历了从“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的发展转变。在这一历史性变迁中，地方政府通过特殊的土地制度安排，以较低价格出让工业用地、吸引投资、加速工业化进程，同时通过土地抵押贷款和出让高价值的商业住宅用地筹集资金，用于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从而推动城市化的发展。这种以土地为核心的发展模式，使得生产要素、公共资源和产业空间逐步向城市集聚，有效地促进了经济结构快速转型，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

然而，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由城市土地扩张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弊端逐渐显现，“以地谋发展”的模式渐趋衰竭。具体而言，“大国大城”的发展策略不仅未能根本解决户籍制度、公共服务和土地制度所造成的城乡分割问题，而且加剧了城市等级结构体系的扭曲，导致乡村发展严重滞后，城乡之间在经济社会发展上仍然存在相当程度的不平衡。在新时代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把县域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切入点，推进产业发展空间布局、基础设施等县域统筹，一体设计、一并推进。”2019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明确提出，到2035年，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更加完善，到本世纪中叶，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成熟定型。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必须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全面提高城乡规划、建设、治理融合水平，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强调，“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这些政策要求为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

已有研究认为，城乡融合发展主要包括经济融合、社会融合、空间融合、生态融合以及制度融合等多个维度。朱玉春等在对上述观点进行综合的基础上，提出城乡融合的核心要义包括城乡生产要素双向流动、城乡公共资源普惠共享以及城乡空间格局协调优化三个方面。近年来，中国城乡融合水平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但存在较强的地区差异。其中，东部地区特别是经济发达城市的城乡融合水平最高，而西部地区最低。城乡融合发展有较强的经济社会效应，如郭冬梅等通过数值模拟发现，通过降低人口流动成本、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实施城乡建设用地流转制度等改革措施，能够有效提高人口和土地的要素配置效率，进而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和福利水平，缩小城乡差距。特别是相对于以大城市或中心城市为偏向的发展模式而言，以县域为载体的城乡融合发展能够更为有效地改善城乡居民特别是农村居民的福利水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此外，从产业结构影响来看，城乡融合对县域经济的作用集中体现为产业转型效应，具体表现为降低第一产业增加值占比、提升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推动县域经济结构向更高质量演进。

可以发现，已有研究围绕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内涵、指标测度以及经济社会效应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但仍存在以下不足：第一，在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县域作为连接城市和农村的关键纽带，其融合发展的经济效应备受关注，而现有文献多集中于理论探讨和定性分析，缺乏基于大样本数据的实证研究。第二，由于城乡融合本身的多维性和复杂性，通过构建指标体系的方式对其进行测度可能难以准确识别其经济社会效应。第三，尽管学术界普遍认同城乡融合发展对于推动区域经济增长具有积极作用，但是城乡融合通过哪些机制和渠道发挥影响，目前还缺乏系统性研究。基于此，本文将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改革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分析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经济效应及其影响机制，从而为统筹推进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提供现实依据和政策建议。

二、政策回顾与理论假说

（一）政策回顾

2019 年，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8部委联合印发《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改革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旨在探索建立健全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方案》以县（市、区）为基本单元，设立11个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覆盖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共包含86个县（市、区）。试验区的改革任务涵盖11个方面，包括建立城乡有序流动的人口迁徙制度、完善农村产权抵押担保权能、搭建城乡产业协同发展平台、建立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等。各省份结合地方实际出台了具体实施方案，如陕西省《西咸新区推进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建设实施方案》和河南省《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河南许昌）实施方案》，探索具有地方特色的城乡融合发展路径。

试验区的设立并非名义改革，而是一系列实质性措施，涉及城乡要素、资源和空间的重新配置与优化。改革任务主要聚焦三大关键领域：一是打通城乡生产要素双向自由流动的制度性通道，消除行政壁垒和市场准入限制，促进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的优化配置；二是建立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体制机制，缩小城乡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服务差距，提升农村居民生活质量；三是加快城乡发展一体化平台建设，通过资源整合、信息共享和协同发展，形成城乡互动、互利共赢的新格局。理论上，这三方面改革有助于促进资源有效配置、提高生产效率、激发创新活力、增强区域竞争力，从而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但其具体影响程度和作用渠道仍需通过实证分析进一步验证。

（二）理论假说

城乡融合发展是在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的背景下提出的，其本质要求是实现城乡均衡发展、等值发展、协调发展。因此，如何统筹把握“发展”与“均衡”二者间的关系是理解城乡融合内涵的关键。城乡融合发展的根本目标是：在经济和人口向少数优势地区集聚的趋势下，实现城乡间在人均意义上的平衡发展。然而，现实中城乡生产要素流动失序、公共资源配置失衡、空间分布失调，是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协同发展的最大阻碍。基于此，本文以“要素-资源-空间”为核心，从生产要素高效配置、公共资源普惠共享和空间格局协调优化三个方面，分析设立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对县域经济发展的推动效应。

第一，城乡融合发展能够促进城乡要素高效配置，从而推动县域经济发展。从政策实践来看，城乡融合的关键在于进一步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推动县域城镇化进程，促进以劳动力为核心的资源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具体而言，试验区通过建立城乡有序流动的人口迁徙制度，包括户籍制度、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人才入乡、返乡创业等措施，能够有效降低人口流动成本，促进外来人口市民化、提高农民工融入城市水平、实现劳动力优化配置。而生产要素在城乡间的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率，从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来看，各类资源要素在城市和工业部门的集聚是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原因在于，生产要素的集聚能够带来规模经济，规模经济则通过分享（企业间分摊基础设施等固定投入）、匹配（不同的企业和劳动者高效配合）和学习（知识的外溢和经验积累）三个机制来促进经济增长。譬如，随着农业劳动人口向城市非农部门转移，以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为代表的二三产业得以发展，这有助于县域经济从农业经济向现代化工业和服务业经济转型。更重要的是，劳动力的集聚会进一步激发规模效应，提高区域专业化分工水平，吸引外来投资并促进信息交流、技术传播和创新活动，从而促进县域经济发展。

第二，城乡融合发展能够改善城乡公共服务，从而推动县域经济发展。首先，建立健全城乡公共服务体系会增加财政和社会投资，从而刺激经济增长。教育、医疗、养老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投资会计入国内生产总值，直接贡献于经济增长。不仅如此，公共投资的增长还会促进私人投资的增长，近年来，政府通过社会资本合作（PPP）、提供特许经营权等模式积极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投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取得良好成效，推动了区域经济发展。其次，良好的公共服务有利于提升县域人力资本水平，为经济发展提供高素质的劳动力。Tiebout最早发现，居民会通过“用脚投票”的方式在质量高的社区居住来表达对当地公共服务的需求和偏好。在劳动力流动过程中，公共服务水平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那些公共服务质量高的城市更能吸引劳动力集聚，这有利于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另外，更高水平的医疗、教育和培训机会能够有效改善劳动条件、劳动者教育水平和身体心理素质，从而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和劳动效率，为经济发展创造内生动力。最后，完善的公共服务有助于提高社会整体的福祉水平，促进包容性发展。在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虽然人口和经济活动不断向城市集聚，但随着农村道路等基础设施的改善和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水平的提高，城乡居民的生活质量差距不断缩小，这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为县域经济发展奠定良好的社会基础并发挥较强的外部效应。譬如，完善的公共服务体系有助于促进消费，当城乡居民获得更高水平的社会保障时，其预防性储蓄会降低，而购买力和消费水平则会相应提升，进而刺激内需和经济增长。

第三，城乡融合发展能够优化城乡空间格局，从而推动县域经济发展。建立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是城乡融合发展的重点任务。《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改革方案》提出，要建立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这些政策措施有助于优化城乡空间格局，推动经济发展。一方面，城乡融合发展能够深化城乡分工，加快县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分工受市场范围制约，市场范围反过来又推动了分工深化。因此，县域城乡道路体系的网络化能够推动广大农村地区融入到由城镇带动的局部分工结构体系中，这能在推动城乡经济增长一体化的同时，提高县域整体发展水平。以农产品生产、加工和销售为例，城乡公路体系网络化的完善极大地促进了农产品从生产到加工再到销售的整个链条的效率，推动了农业的专业化和规模化生产，带动了与农产品相关的服务业发展。这有助于强化城乡之间的经济联系，实现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提高城乡区域整体的经济发展水平。另一方面，城乡融合发展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会降低交通成本，缩短“中心”和“外围”的空间距离，促进经济要素的空间流动，从而推动区域经济活动的集聚和扩散。譬如，农村地区的农产品能够更快速、更经济地运输到城市中心，提高农产品市场竞争力和农民收入。同时，较低的交通成本也吸引了制造业和服务业将业务范围扩展到或迁移至农村地区，从而密切外围地区与中心地区的市场联系。总之，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通过降低交通成本，促进了经济要素在空间上的流动和集聚，也在强化着中心区域向周边地区的经济辐射效应，有助于实现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和整体经济水平的提升。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说1和假说2。

假说1：城乡融合发展政策能够推动县域经济发展。

假说2：城乡融合发展政策通过促进城乡要素集聚、改善城乡公共服务、优化城乡空间格局，进而推动县域经济发展。

三、数据、变量与模型选择

（一）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县域统计数据（包括县域人口密度、人力资本、居民消费水平、居民储蓄水平、金融发展水平、财政支出水平、财政自给率、通信覆盖水平、产业规模），夜间灯光数据来源于国家青藏高原科学数据中心《中国区域延长时间序列的类NPP-VIIRS人工夜间灯光数据集（1986-2024）》，交通网络密度和公路货运量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等。鉴于本文研究期为2013—2023年，主要处于NPPVIIRS夜间灯光数据覆盖时期，相关年度VIIRS夜间灯光均值通常基于月度无云平均辐射亮度影像合成，并在生成过程中对太阳光、月光、云污染、火点等异常干扰进行过滤和剔除，按区县的行政区划边界进行空间分区统计，从而形成年度平均灯光亮度数据。对存在缺漏值的数据，本文运用线性插值法进行了填补。对在研究窗口期内经历“撤县设市”和“撤县设区”的单位，本文视为同一单位。最终，本文构建了2013—2023年中国2546个县的非平衡面板数据集，共计29757个观测值，其中有83个县（市、区）为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

（二）变量设计

（1）被解释变量。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县域经济发展水平，为了更客观、全面地反映地区经济发展差异，本文使用夜间灯光亮度来反映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在具体操作上，本文使用县域内各个像素点（像元）上值的均值作为经济发展水平的表征。此外，本文还使用县域地区生产总值及一二三产业增加值作为替代变量来衡量经济发展水平。

（2）核心解释变量。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是城乡融合发展政策试点，根据2019年由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农业农村部、公安部等十八部门联合印发的《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改革方案》，本文将11个试验片区对应的县（市、区）作为政策处理组，赋值为1，将其余县（市、区）作为对照组，赋值为0。

（3）机制变量。本文的机制变量包括县域内要素集聚情况、公共服务水平和空间协调程度。具体而言：第一，要素集聚情况。本文用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和城镇从业人口占比表征要素集聚程度。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反映人口从农村向城镇的转移，间接体现劳动力、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集聚程度；城镇从业人口占比则反映劳动力在农业与非农业之间的分布，占比越高，表明劳动力更多集聚在城镇。第二，公共服务水平。本文通过中小学数量、医院和卫生院床位数、社会福利收养性单位床位数、艺术表演场馆数，分别衡量县域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和文化等公共服务水平。第三，空间协调程度。采用地级市公路交通网络密度和公路货运量作为代理变量，反映公路基础设施发展水平和运输活动频繁程度，间接衡量县域城乡空间协调发展程度，为评估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城乡协调发展提供参考。

（4）控制变量。为了尽量控制其他因素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本文参考相关研究，在基准回归及后续回归分析中加入了一系列反映县域人口、消费、储蓄、金融、财政、通信以及产业等特征的控制变量。主要包括县域人口密度、人力资本、居民消费水平、居民储蓄水平、金融发展水平、财政支出水平、财政自给率、通信覆盖水平、产业规模等方面。

主要变量的含义和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三）模型设定

本文将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设立看作一项准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DID）评估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设立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将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县、市、区）作为处理组，其他县（市、区）作为对照组，构建模型如下：

式（1）中，Y_it为被解释变量，表示i县（市、区）在第t年的夜间灯光或地区生产总值数据。did_it是核心解释变量，表示i县（市、区）在第t年是否为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X_it为控制变量，μ_i、γ_t、ε_it分别表示个体固定效应、时间固定效应和随机干扰项。

为进一步为了考察城乡融合影响县域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本文参考程名望等的研究，构建了如下模型检验城乡融合发展对要素集聚水平、公共服务供给和空间协调程度的影响：

式（2）中，M_it表示要素集聚水平、公共服务供给和空间协调程度，β₁为待估参数，其他变量含义与式（1）相同。

四、估计结果及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本文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设立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基准回归结果如表2第（1)～(5）列所示，结果都显示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的设立促进了县域经济的发展，研究假说1得到了验证。其中，第（1）列报告了设立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对县域夜间灯光的影响，第（2)～(5）列分别报告了设立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对县域地区生产总值和一二三产业增加值的影响，可以发现，设立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能够显著促进县域经济发展。

（二）稳健性检验

1.平行趋势检验及动态效应分析。双重差分法能够有效识别政策效应的前提是处理组与对照组的因变量在政策实施前满足相同的时间趋势，即只有实验组与控制组干预之前的县域经济发展趋势一致，才能将控制组视为反事实参照。因此，本文采用事件研究法（Event Study）进行平行趋势检验，[23]由于研究窗口期较长，本文将试点开展6年前的数据归并到第-6期，设定回归模型如下：

式（3）中，i和t分别表示县域和年份，α_k是待估计系数，反映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k为相对于试点开展当期的期数，k∈[-6，4]，并将k=-1设定为基准期，其余变量与式（1）一致。从平行趋势假设的条件出发，若k<0的参数估计值不显著异于0，则表明满足平行趋势假设。

式（3）的结果系数及95%置信区间如图1所示。回归结果显示，在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设立前，估计系数均不显著，无法拒绝处理组与对照组经济发展趋势不存在差异的原假设。而且，政策实施当年估计系数的置信区间仍包含0，这可能是由于政策实施于2019年底，当年效果并未显现出来。在政策实施1年后，估计系数才显著异于0，这表明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的设立确实推动了县域经济的发展。

2.安慰剂检验。为进一步检验是否有其他遗漏变量导致估计偏误，本文通过随机设定处理组进行安慰剂检验。具体来说，本文从所有样本县（市、区）中随机抽取部分样本县（市、区）作为处理组，同时随机选择试点开展时间，然后重新对其进行双重差分估计，得到核心解释变量的参数估计结果。重复该过程500次，再将500次估计的系数核密度估计值以及p值分布呈现在图中，根据分析结果，随机处理得到的系数估计值集中在0附近，而且p值绝大多数超过0.1，基准回归结果显著区别于安慰剂检验测试的结果。因此，可以判断估计结果通过了安慰剂检验，没有因遗漏变量而引发明显的估计偏误。

3.PSM-DID检验。城乡融合试验区的设立并非完全随机的，而是由中央根据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情况综合选择的。譬如，《方案》提出，试验区应具有较好的发展改革基础、较强的试验意愿和地方政策保障。因此，基准回归的估计结果可能存在因样本选择偏差而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此外，处理组和对照组的经济发展水平也可能受其他不可观测变量的影响。为了避免可能存在的样本选择偏误及混淆因素问题，本文进一步采用PSM-DID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具体做法为：①选取基准模型中的控制变量作为协变量，运用1∶1近邻匹配和核匹配两种匹配方法对样本进行匹配。②将两种匹配方法的结果中非共同支撑域部分剔除。③运用双重差分法重新检验城乡融合试验区政策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效应。在进行回归分析之前，首先对匹配效果进行平衡性检验，以确保匹配有效消除了处理组与对照组之间的事前系统性差异。表3报告了核匹配的变量平衡性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匹配后的标准化偏差均控制在10%以内，t检验结果显示，人力资本、金融发展、财政水平等6个核心变量的均值差异已不再显著。整体而言，核匹配有效平衡了处理组与控制组的事前特征，满足倾向得分匹配的前提。

在此基础上，表4展示了PSM-DID检验的结果，可以发现，无论采用哪种匹配方法，城乡融合试验区政策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均在5%的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正，且回归系数与基准回归差异不大，这进一步验证了基准回归的可靠性。

4.为检验研究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进行了以下四项检验：第一，排除其他政策干扰。控制新型城镇化试点和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试点后，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设立仍显著正向影响县域经济发展（表5第（1）列）。第二，加入组间线性时间趋势。通过引入Di×Trendt控制组间线性趋势差异，缓解平行趋势假设可能存在的问题，回归结果依然显著（表5第（2）列）。第三，数据缩尾处理。对所有连续型变量进行1%和99%的缩尾处理，回归结果显示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设立仍显著促进县域经济发展（表5第（3）列）。上述结果表明，本文研究结论具有较强的稳健性。第四，合成控制法。相较于DID方法，合成控制法（SCM）可以对若干非试验区进行适当的加权平均或线性组合，合成一个更为合适的反事实控制组，有助于识别因果效应。图2展示了相应的估计结果，表明合成控制组较好地拟合了试验区政策实施前处理组的基本特征。在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实施后，相比于合成控制组，处理组的县域经济发展情况明显提升，这说明基准回归的结果具备一定稳健性。

（三）作用渠道检验

上文基准回归结果验证了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的设立会显著促进县域经济发展。那么，这种影响通过何种渠道发挥作用？本文在基准回归基础上，进一步验证城乡融合是否促进要素集聚、改善公共服务、优化空间格局，进而推动县域经济发展。

1.促进要素集聚。从表6第（1）和（2）列可以发现，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的设立分别在5%和1%的水平上显著提高了县域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和城镇从业人口占比。这表明，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能够通过建立城乡有序流动的人口迁徙制度等政策创新，降低人口流动成本，推动以劳动力为核心的各类生产要素向城镇集聚。随着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向城镇集聚，县域经济的分工效应和规模效应更加显现，劳动生产率会进一步提高。长期来看，这种生产要素的集聚还有助于形成以市场为导向的产业集群，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增强县域经济的综合竞争力。

2.改善公共服务。表6第（3)～(6）列显示，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的设立分别在5%和1%的水平上显著提高了县域医疗机构床数和福利机构床数，表明城乡融合促进了医疗和福利设施建设，提升了公共服务质量。但值得注意的是，其对中小学数量和影剧院数量的影响虽为正但不显著，这可能与政策效果滞后性和资源分配优先性有关。但总体而言，试验区的设立能够改善城乡公共服务，促进县域经济发展。

3.优化空间格局。表6第（7）和（8）列显示，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的设立分别在1%和5%的水平上显著提高了县域交通网络密度和交通货运量，表明城乡融合通过一体化建设加快了交通基础设施发展，增强了县域内部连通性，促进了人流、物流和信息流的高效流动，这对提升经济活力具有关键作用，其通过提高物资流通效率、降低物流成本、促进市场一体化，有力支撑了经济发展。综上所述，空间格局优化在城乡融合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正向中介作用。

（四）异质性检验

城乡融合发展是适应我国城镇化和工业化新阶段的战略举措。2023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66.2%，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48.3%，表明大量流动人口未能享受均等化公共服务，阻碍了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同时，服务业在三次产业中占比达54.6%，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在此背景下，城乡融合发展为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产业升级和驱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抓手，考察其效应的异质性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从人口流动结构的异质性来看，当前中国已经出现了劳动力大规模的跨地区流动，其中有大量流动人口是从相对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向相对发达的地区和大城市流动，即使在同一个城市群内部，也非常明显地分化成了人口流入地区和人口流出地区。然而，在人口不断集聚的趋势下，公共服务与人口却出现了错配。那么，城乡融合发展能否缓解这种错配现象，提高外来人口的获得感，并促进经济发展？本文根据县域年末总人口与户籍人口之间的差额识别人口流入区。年末总人口反映一定时期内实际居住在该县域的人口规模，户籍人口反映户籍登记在该县域的人口规模。若某县年末总人口大于户籍人口，说明该县实际承载的人口规模超过其户籍人口规模，通常意味着县域对外来人口具有一定吸纳能力，可以视为人口流入区；反之，若年末总人口小于或等于户籍人口，则说明该县人口外流压力相对更大或人口净流入特征不明显。表7第（1）列回归结果显示，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与人口流入区的交乘项系数为正，表明城乡融合在人口流入区的经济效应更强。具体而言，城乡融合通过提供平等就业机会、改善居住条件、提升教育和医疗资源，增强了外来人口的归属感和满意度，带动了消费需求和劳动力供给，促进了县域经济发展。

从产业发展结构的异质性来看，随着经济的发展，制造业的就业占比会逐渐下降，大量就业岗位向服务业集中，产业结构日益服务化。而劳动力流动障碍和公共服务的不均等使得人口向服务业比重较高的城市集聚不足，这可能会制约服务业的发展。那么，城乡融合发展能否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并促进经济发展？表7第（2）列回归结果显示，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与第三产业占比的交乘项系数为正，表明在服务业主导型地区，城乡融合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更强。这可能是由于城乡融合通过促进人口流动、提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为服务业提供了必要支持，同时通过打破地域限制和促进技术知识交流，激发了创新活动，推动了经济结构优化和县域经济持续发展。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本文以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设立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其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城乡融合显著促进了县域经济发展；第二，城乡融合通过要素高效配置、改善公共服务和优化城乡空间格局，为县域经济发展提供动能；第三，城乡融合的经济效应在人口流入区和服务业主导区更为显著。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以下三方面政策建议：第一，强化县域载体功能，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重点实施“县城扩容提质”工程，优化城市空间布局，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配套；培育小城镇特色产业集群，打造“一县一业、一镇一品”产业体系；深化“省直管县”改革，赋予经济强县更大发展自主权，简化行政审批流程，激发县域发展内生动力。第二，完善“要素-资源-空间”协同机制，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加快建立县域统一的农村产权交易市场，推动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规范入市；健全“县域医共体”和“城乡教育共同体”建设，促进优质公共服务资源下沉；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实现城乡道路、供水、供电等一体化建设。第三，实施差异化发展战略，精准施策推动城乡融合。在人口净流入地区，重点解决新市民住房、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需求，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在服务业主导地区，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培育现代服务业集群，促进城乡产业协同发展。通过分类指导、精准施策，形成各具特色的城乡融合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