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信者，天下之结也。“信用”这一概念在中国起源悠久。先秦时期，信用就已经作为一种道德规范，对经济活动、政治生态、国家治理等产生重要影响（田侃，2016）。随着人类文明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再到数字文明，信用始终是维系市场主体之间经济关系的重要纽带。换言之，信用是市场经济繁荣的基石，社会信用制度是市场经济的基础性制度。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建设法治经济、信用经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指出，要“推进适应全国统一大市场要求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信息披露、社会信用、兼并重组、市场退出等制度建设”。从现实维度看，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成效显著，已建成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归集1.8亿经营主体的信用信息超807亿条（郭子源，2025）。然而，长期以来，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工作重心一直在城市地区，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的实际成效不理想。截至2024年末，全国累计评定信用户1.31亿个、信用村37.33万个、信用乡（镇）1.53万个（以下简称“三信”）。但农村信用体系建设仍然面临信用信息归集困难、标准难以统一、数据时效性差等问题（温涛和何茜，2023），农村地区成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突出短板。党中央高度重视农村信用体系建设，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推动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加强涉农信息归集共享”。

从信用形成的历史流变来看，城市社会的信用网络主要通过频繁的商品交换建立，即先达成契约关系，再形成社会信用，这源于早期城市的形成大多伴随着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不同于城市社会，中国传统村落的信任格局建立在血缘和地缘关系之上，呈现由“己”向外推的同心圆波纹性质，即费孝通（2004）所言的“差序格局”。费孝通（2004）认为，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这种富含乡土气息的信用，虽然是乡村治理的重要组织资源，但在农村社会“空心化”“原子化”冲击下其作用日益薄弱。随着中国乡村振兴战略步入以全面振兴为主题主线的新阶段，若农村地区的社会信用基础不牢靠，将极大地阻碍乡村振兴战略既定目标的实现。因此，尽快补齐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的农村短板，显得尤为紧迫。

从概念内涵看，农村信用属于区域信用范畴，指的是一定区域范围内农村地区信用的生成、运行与发展状况等。围绕农村信用这一研究对象，学术界已经就其发展水平、影响因素以及对乡村振兴战略的支撑性作用，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第一，关于农村信用发展水平的演进与测度。从发展历程看，早期农村信用合作体系承担着集中农业剩余、支持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和推进经济赶超战略的历史使命（王曙光和刘杨婧卓，2024）。进入21世纪以来，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成为加强农村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工作，并初步形成适配“三农”需求的多元化信用支撑体系（彭澎和周月书，2022）。从区域差异看，汪寿阳等（2025）基于大样本微观农户数据的研究认为，山区相比沿海地区表现出更高的违约倾向。在量化测度上，目前与农村信用相关的测度指标主要有地区内的社会信任程度（宋文豪等，2023）、失信被执行人密度（Acemoglu et al.,2020；潘妍和余泳泽，2023）、“三信”建设进度（张浩等，2025）、数字授信服务广度（冯兴元等，2021）等。

第二，关于农村信用发展水平的影响因素。就中国农村信用发展水平而言，更加透明的政府制度环境有助于提升农村家庭对制度承诺和契约执行的信心（高明等，2021）。随着经济体量持续扩大，农村金融交易活动越发频繁（陈银娥等，2020），农村市场主体间的信用关联度上升。气候变化的外生冲击容易放大农业生产的不确定性，造成农村信用风险水平上升（刘波等，2021）。

第三，关于农村信用对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支撑性作用。在乡村产业发展方面，刘守英等（2024）认为，数字经济的兴起从地域、品牌、口碑和直觉等方面提高陌生人之间的信任程度，拓展乡村的交易半径。在乡村建设方面，社会网络具有自动的信用生成机制，能够提供信号识别、积累社会资本，从而带动市场主体投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李先军，2019）。在乡村治理方面，传统乡土信用通过社会评价、互惠关系和公共事务参与形成道德约束，现代信用将村民行为与家庭荣誉、集体福利挂钩，形成连带责任机制（陈柏峰，2022）。

综上所述，既有相关研究为分析中国农村信用发展水平奠定了坚实基础，但仍存在进一步拓展的空间。一方面，缺乏对中国农村信用发展水平的系统性探讨和针对性测度。目前，农村信用研究侧重于商业信用，能够反映农村信用多维内涵的系统性研究相对匮乏。在实证层面，许多研究以地级市的社会信任均值或失信被执行人密度指代农村信用发展水平，面向农村地区构建专门测度信用发展水平指标的研究较少。而且，以社会信任均值和失信被执行人密度指代农村信用发展水平的做法存在一定局限性，如前者过于强调受访个体的主观性，后者仅考虑失信惩戒却忽略了守信激励。另一方面，鲜有文献从组态视角分析中国农村信用发展水平的影响因素。现有研究从不同维度分析了农村信用发展水平的影响因素，但更多偏重于分析单一因素的影响，并未讨论这些因素之间是否构成组态效应。同时，也没有从时空视角剖析不同组态对农村信用发展水平的差异化影响。

为弥补上述研究不足，本文立足指标测度和组态分析两个方面，分析中国农村信用发展水平的演变特征及影响农村信用发展水平的组态。本文可能的创新或边际贡献主要有如下两个方面。一方面，科学测度中国农村信用发展水平并分析其演变特征。既有研究多从单一维度评价农村信用发展水平，而本文基于信用评价的“诚信度、合规度、践约度”三维构成论（吴晶妹，2009），构建农村“信用环境-信用规制-信用应用”的评价指标体系，能够为当前以城市信用为主的公共信用监测提供有益补充。基于测算的中国农村信用指数和分维度指数，本文进一步分析农村信用发展水平的总体态势，剖析子维度指数对上一级指数的贡献程度，明晰当前农村信用发展水平的优势点与薄弱点，为提升农村信用发展水平提供基本锚点。另一方面，识别影响农村信用发展水平的组态并分析其时空差异。本文突破既有研究主要从静态、单一视角开展研究的局限，引入必要条件分析（Necessary Condition Analysis，简称NCA）和动态定性比较分析（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简称QCA）相结合的混合方法，从乡村建设、乡村产业发展、乡村治理三个维度识别影响农村信用发展水平的组态。借助动态QCA在分析时空差异方面的优势，本文从时间、空间和分维度指数出发，剖析不同组态的时空效应和分维度指数差异，以期为持续提升农村信用发展水平、缩小农村信用发展的区域差距提供借鉴经验和规律性认识。

二、理论分析

为了准确分析中国农村信用发展水平及其影响因素，需要在理论层面明确信用的生成逻辑及其构成要件。从信用经济理论看，信用产生的前提是界定清晰的产权安排。在此基础上，市场主体通过互惠互利与相互制约形成内生信用。随着交易范围的扩大，仅靠主体间自我约束与相互制衡，难以稳定内生信用关系，还需要引入政府和司法机构所组成的正式制度，以及商会、行业规范、村规民约等非正式制度，对交易行为实施第三方约束（陈民选，2010）。从信用的构成要件看，吴晶妹（2009）提出信用评价三维构成论，即信用是获得信任的资本，由诚信度、合规度、践约度三个方面构成。其中，诚信度是一种道德资本，反映诚实守信的意愿、精神素养及文化理念；合规度是一种规则资本，体现遵守法律、行规、行政管理规定等社会规范的能力；践约度是一种经济资本，表现为签订、履行契约的能力。诚信度、合规度、践约度三者为并列关系，呈现共生与游离既交替存在又相互影响的动态平衡。据此，评价农村信用发展水平，应当契合信用产生的普遍规律，涵盖信用的基本构成要件，并针对农村地区进行适应性描述。

因此，本文从三个方面对农村信用发展水平加以评价。一是农村信用环境，对应诚信度，反映农村社会整体的守信氛围、道德约束与价值导向。二是农村信用规制，对应合规度，体现制度规则、征信建设与评级服务对信用行为的第三方约束与保障。三是农村信用应用，对应践约度，关注信用在融资、交易和资源配置中的实际运用情况，是主体自我约束与相互制衡形成内生信用的主要场域。

（一）农村“信用环境-信用规制-信用应用”分析框架

在评价农村信用发展水平时，农村“信用环境-信用规制-信用应用”构成整体分析框架，分别对应诚信度、合规度、践约度。首先，信用环境是整个地区信用发展的社会诚信共识。信用环境决定社会群体共同的价值追求和行动准则，潜移默化地影响主体选择，此为农村信用发展中最为基础的第一维尺度。其次，信用规制是整个地区信用发展的规范性安排。不同于信用环境，信用规制主要体现为硬性约束条件，将信用环境中形成的社会软约束通过激励和惩罚机制逐步实现正式化和制度化，此为农村信用发展中的第二维尺度。最后，信用应用是整个地区信用发展的显化载体。信用应用建立在前述两个维度的基础上，只有具备社会诚信底座，并接受社会规范制约，才能在经济活动中产生信用产品及其交易行为（吴晶妹，2009），此为农村信用发展中的第三维尺度。依托上述理论逻辑，借鉴信用评价三维构成论，本文构建农村“信用环境-信用规制-信用应用”分析框架。

1.农村信用环境。信用环境是信用产生和发展的环境条件，由信用主体及其赖以存在的环境构成，包括宏观信用环境和微观信用环境。对于中国农村地区而言，乡土社会的“差序格局”形成了以个体为中心、向外围辐射的“圈子”文化、宗族文化。现代化的信用环境则更加注重正式制度下的守信与失信记录，一些诚信道德评选记录也逐渐被纳入信用环境范畴。结合农村信用发展来看，农村信用环境反映了农村地区现有诚信氛围，包括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以上分析表明，农村信用环境的好坏直接反映在农村营商环境与社会诚信氛围两个层面，体现农村信用发展水平的诚信度。

2.农村信用规制。农村信用规制包括建立信用档案、建立信用评价体系、增强主体信用意识等（田侃，2025）。从政策支持来看，农村信用信息采集依赖健全的法律法规来保障信用行为的规范性。从信息归集基础设施建设来看，建立统一的农村信用信息归集平台，对持续推动农村信用发展具有支撑性作用。从信用评价来看，当前农村信用评价集中在“三信”建设，需要基于农户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信用信息来创新评价模型，逐步向数字信用评价转型，拓展农村地区的征信渠道。以上分析表明，农村信用规制水平主要反映在制度供给、信息归集和信用评价工作三个方面，体现农村信用发展水平的合规度。

3.农村信用应用。农村信用数据向应用层面转化，面临的现实阻碍之一是缺乏实际的应用场景。空有信用档案而无信用使用记录的主体数量过多，反映出整个农村地区的信用发展仍然处于初始阶段。从缓解农村信贷配给的角度来分析，通过建立信用记录和信息平台，能够缓解乡村发展资金约束（张浩等，2025），从而减少对传统抵押物或担保人的依赖，降低融资过程中的交易成本，提高信贷资源的配置效率。从农业可持续发展角度来看，农户在获取贷款、参与农村合作社或签约农业项目时，需要加入质量追溯体系，这有助于推动农产品质量认证标准化，进而提升集体声誉（陈艳莹和平靓，2020）。从农村信用的风险管理角度来看，有效的信用风险管理应通过分散贷款风险和完善灾害保障机制，降低违约风险，增强金融机构的资金投放意愿。以上分析表明，农村信用应用不仅包括信用使用的宽度与广度，也包括对信用风险的管理，体现农村信用发展水平的践约度。

（二）影响农村信用发展水平的组态因素分析

作为虚拟资本形态的信用，其形成之初有赖于一定的实物资本基础，随后在产业发展过程中完成价值转化，这一过程又需要由乡土社会规范与法治建设提供保障。从农村信用产生所依赖的实物资本来看，基础设施是农村地区构建社会信用体系的关键变量（邹伟和鲁元平，2025），对信用配置而言具有物质支撑功能。从农村信用的价值转化来看，在产业发展生态系统中，农业经营中的管理关系嵌入乡村社会网络，形成具有隐性约束的信任机制（于滨铜和王志刚，2023）。从农村信用的持续保障来看，信用机制主要体现在乡村治理的德治层面，声誉与承诺约束是信用机制有效运转的前提（王微和韩忠亮，2020）。总之，农村信用发展过程始于朴素的信任关系，逐渐演变为规范的制度安排，最终形成实践中常见的信用产品、信用治理工具。农村信用发展过程也是农村信用诚信度、合规度、践约度的形成过程，决定了农村信用发展水平受多重因素协同驱动。鉴于此，本文将农村信用发展水平的影响因素划分为乡村建设、乡村产业发展与乡村治理三个维度，并分析不同因素之间可能存在的复杂互动机制。

1.乡村建设、乡村产业发展与乡村治理的协同互动逻辑。乡村建设旨在改善基础设施与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叶兴庆，2021），包括开展道路、能源、通信等乡村建设项目，以及通过编制村庄规划为各类项目提供具体指引。由此形成的基础设施是支撑乡村产业发展的物质前提。而现代信用机制发源于产业资本循环运动，根植于实体经济部门的交易活动（王国刚和罗煜，2022）。基于此，市场化契约关系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转型（耿鹏鹏和罗必良，2022），并以此强化信用行为的规范执行。综上所述，乡村建设影响信用生成的物质基础，产业发展依托这一物质基础催生出农村信用行为所需的交易场景，乡村治理则通过自组织和法治宣传保障信用行为的稳定性，三者协同促进农村信用发展。

2.乡村产业发展与乡村治理的协同互动逻辑。乡村产业发展需要高效运转的流通体系和联农带农机制，实践中可以依托乡土社会的自组织形式构建起内生式包容性市场（李毅等，2025）。乡村产业水平持续提升使得市场交易愈发频繁，市场主体为了维护声誉会自律守信，失信行为将直接影响后续交易机会与长期收益（陈民选，2010）。发展富民产业的同时也伴随着书面合同、登记备案和规则审查，市场主体若有违约行为将面临明确的经济与法律后果，从而促进农村信用的规范化发展。但产业发展催生的信用生成机制十分脆弱，需要稳定的社会网络支撑。乡村治理所形成的互惠规范与集体认同，可以提升声誉信息的扩散效率，使市场信用行为获得更强的激励。综上所述，乡村产业发展提供了信用生成的互动场景，乡村治理则能为这一互动提供集体信任支撑和社会规则保障。

3.乡村建设与乡村治理的协同互动逻辑。乡村建设项目除了提供物质前提之外，更重要的是形成了村庄事务的参与渠道，促使农户表达发展需求的渠道更为畅通（张鹏龙等，2025）。在此基础上，乡村治理将交流互动转化为稳定的信用生成机制。一方面，农村自组织的建设项目越多，公共事务所形成的正式或非正式的约束性机制越强，更容易强化村庄内部的社会联结。即村集体公共服务供给水平越高、适配性越强，农村社会越容易形成以信任为基础的合作秩序（高明等，2021）。另一方面，在乡村建设所提供的物质场景与互动平台基础上，社会诚信机制按民主自治的程序运行，是基层群众自治的实践，受到法治的保障（陈柏峰，2022）。通过法治规则对信用评价和奖惩机制加以规范，既强化了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基础设施共建等乡村建设项目的规则意识，也为弘扬诚信文化提供了制度背书，进而推动形成稳定、可复制的社会诚信机制。总之，在乡村建设不断完善实践场域的基础上，乡村治理将自治的灵活性、德治的教化力和法治的规范性融合，使得信用内化为农户的行为预期与集体认同。

综上所述，乡村建设维度包括当前的建设投入和未来的规划引导，乡村产业发展维度包括流通体系和联农带农机制，乡村治理维度包括自主性的集体服务和外生性的法治宣传。农村信用发展水平的测算分析框架及其组态影响因素见图1。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1.指标测算与贡献分解方法。由理论分析框架可知，农村信用环境、农村信用规制与农村信用应用构成完整的逻辑回路。本文利用农业经营主体、农村金融机构、标准规范认证等微观数据，并结合省份层面的宏观数据，构建一套完整的测算指标体系。进一步地，借鉴郭峰等（2020）的部分做法，将三级指标进行无量纲处理，采用主客观相结合的变异系数法与层次分析法确定权重，自下而上加权汇总形成综合指数。中国农村信用指数的计算方式如下：

（1）式中：Ii表示农村信用环境、农村信用规制、农村信用应用3个一级指标，wi表示对应的权重值。中国农村信用指数由一级指标加权汇总得到，每个一级指标由二级指标加权汇总得到，二级指标由三级指标加权汇总得到。同时，本文借鉴陈宗胜和杨希雷（2023）的做法，按照次级指标变动的贡献对上一级指标进行分解，分解公式为：

（2）式中：左侧为农村信用发展指数的变动量，右侧为3个一级指标变动量的加权值。一级指标的分解方式也与上述方法类似。

2.NCA与动态QCA混合方法。复杂社会现象背后的因果关系相互交织，传统回归分析愈发难以解释多因并发的复杂因果关系。鉴于此，学术界强调从必要性与充分性相结合的视角，运用混合方法开展研究（Dul,2024；杜运周等，2024）。为此，本文采用NCA和动态QCA相结合的混合方法，分析产生较高农村信用发展水平的组态。从具体方法看，NCA方法可以对前因变量的必要程度进行刻画（徐旭初等，2024），而动态QCA是一种基于集合论与布尔代数并且可以捕捉时序变化因素的组态分析方法（方芳等，2024）。总体而言，该混合方法适用于本文在动态视角下分析复杂因果关系的研究需求，能够合理地归纳出产生较高农村信用发展水平的组态。

（二）样本选择与变量数据来源

2018 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提出建立健全农村信用体系，完善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2025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2027年）》，提出发展农村数字普惠金融，推进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由于农村信用数据的公开获取渠道有限且多数数据难以在时序上连贯，综合各类因素，本文选择2019-2023年30个省份（不含港澳台和西藏）作为样本。选择省份作为样本的原因如下。一是本文关注以测算结果为基础的案例分析，旨在解释区域内农村信用发展的整体逻辑。相较于可能受限于局部特征（如单一主导产业或特殊区位条件）的市级单元，省份更能反映农村信用发展的区域特征。二是当前农村信用数据在归集机制、评价标准和共享渠道上仍存在系统性障碍，省份层面可以通过多方渠道保障数据相对完整且连续。三是省份层面的政策环境与经济结构具有稳定性，有利于剥离短期扰动因素并捕捉演变规律。本文数据来源于浙大卡特-企研中国涉农研究数据库（CCAD）、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NRDS）、国泰安经济金融数据库（CSMAR）、北大法宝数据库、EPS数据平台、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以及《中国保险年鉴》《中国农村合作经济统计年报》《中国农村政策与改革统计年报》等。

（三）变量选取与校准

1.结果变量选取与测量。结果变量为农村信用发展水平，通过测算得到的农村信用发展指数来度量。其中，指标测算体系中的变量选取与测量方式如下。一是农村信用环境。本文将信用经营环境和信用文化环境作为测量农村信用环境的两个维度。信用经营环境选取国家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经营异常数量占比、农资经营主体经营异常数量占比来测量，计算方式为经营异常主体数量除以相应主体数量。信用文化环境选取有村规民约的村庄占比、农村文明家庭户数占比、户均农村道德模范人数来测量。二是农村信用规制维度。本文将信用制度体系、信用基础设施、信用评价体系作为测量农村信用规制的三个维度。其中，信用制度体系选取地方政府颁布与农村信用相关的法律规章数量除以农户数量来测量。信用基础设施选取农村金融机构网点数量除以农户数量来测量。从传统信用与数字信用两个维度出发，信用评价体系选取农户贷款占涉农贷款的比例、北大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中的数字信用业务指标来测量。三是农村信用应用维度。本文将信用融资规模、信用应用广度、信用风险管理作为测量农村信用应用的三个维度。借鉴张林等（2023），信用融资规模选取涉农贷款余额、农业保险保费收入两个指标。信用应用广度选取获得贷款支持的家庭农场数量占比、良好农业规范认证数量两个指标。借鉴李建军等（2020），信用风险管理选取农村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与农业保险赔付率两个指标。

2.前因变量选取与测量。在以QCA为代表的组态研究中，选择前因变量通常需要在经验归纳与理论演绎两者之间达到平衡，且应尽量避免变量冗余。遵循前述理论逻辑，本文在乡村建设、乡村产业发展、乡村治理三个维度中，选择村庄建设投入、村庄规划编制、农村消费占比、土地入股参与、公共服务供给、法治宣传教育6个前因变量。

村庄建设投入选取全省当年村庄建设投入金额除以下辖行政村数量来测量。村庄规划编制选取当年有村庄规划的村庄数量占下辖行政村数量的比重来测量。农村消费占比选取镇区及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占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来测量。土地入股参与选取入股流转面积占流转总面积的比重来测量。公共服务供给选取当年村集体支付的公共服务费用除以行政村数量来测量。法治宣传教育选取法治宣传教育次数除以农户数量来测量。

3.变量校准与描述性统计。在运用QCA方法前，需要对结果变量与前因变量进行校准，赋予其集合隶属度分数。校准方法分为直接校准与间接校准，直接校准适用于理论成熟、标准明确的研究，间接校准更适合探索性、数据驱动的分析（Fiss,2011）。此处采用直接校准法，按照完全隶属（75%）、交叉点（50%）、完全不隶属（25%）的校准锚点（方芳等，2024），对农村信用发展水平与6个前因变量进行校准。

四、中国农村信用发展水平的演变特征

（一）中国农村信用发展水平的测算结果与总体特征

本文测算了2019-2023年中国农村信用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数（以下简称“中国农村信用指数”）以及信用环境、信用规制、信用应用三个分维度指数，具体见图2。总体来看，中国农村信用指数呈增长态势，但增长幅度有限。样本期间，中国农村信用指数增长了0.0260，增幅为5.9%。从分维度指数看，农村信用环境指数在样本期间增长幅度有限，且在2021年与2023年出现下降。相较而言，农村信用规制指数和农村信用应用指数呈现较快增长势头，二者分别由2019年的0.0731、0.1896增长至2023年的0.0889、0.1992。以上数据表明，中国农村信用指数的增长更多依赖于信用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和信用应用水平的提升，这可能得益于数字普惠金融模式创新，但农村地区的信用环境优化仍有待加强。

对中国农村信用指数进行分解的结果表明，农村信用应用指数的贡献度最高，2023年达到42.8%，但未能达到权重标准47.3%。农村信用环境指数的贡献度次之，在2021年出现下降但始终高于30.2%的权重标准。农村信用规制指数的贡献度最低，2023年达到19.1%，一直未达到22.5%的权重标准。以上数据表明，中国农村信用发展仍处在乡土信用向现代信用的转型阶段，一些非正式的信用规范尚未转换为正式的规制手段，信用产品的应用场景还需拓展。本文依据（2）式对中国农村信用指数的增量进行分解，可以得到三个分维度指数变动量对中国农村信用指数增长的综合贡献。结果表明：农村信用规制指数和农村信用应用指数是支撑中国农村信用指数增长的最大来源，农村信用环境指数的增量贡献度较低。在变动方向上，2020年农村信用应用指数、2021年农村信用环境指数、2022-2023年农村信用规制指数的变动方向与中国农村信用指数的变动方向相反，其余均保持一致。在变动数量上，2019-2023年中国农村信用指数增长量中，农村信用环境、农村信用规制、农村信用应用分别贡献2.1%、60.9%、37.0%。以上数据表明，中国农村信用环境指数在一定时期内的增长空间有限；相较之下，加强农村信用规制和拓展农村信用应用场景的增长空间较大。

（二）中国农村信用发展水平的分维度指数演变

为了更好地了解二级指标对一级指标的整体贡献与增量贡献，接下来对农村信用环境、农村信用规制、农村信用应用三个分维度指数的演变进行具体分析。根据附图1a可知，信用经营环境指数在2019-2021年呈现下降趋势，2022年短暂回升后在2023年再次下滑；信用文化环境指数则稳步提升。从整体分解看，信用经营环境指数对中国农村信用指数的贡献度始终高于信用文化环境指数，但二者间差距正在逐步缩小。这表明，随着农村市场化程度加深，企业信用已成为农村信用环境的重要部分，以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为代表的信用文化正在发挥更加积极的诚信氛围营造作用。从对增量的分解看，农村信用环境指数仅小幅增长，这一增长主要依赖信用文化环境指数的提升来对冲信用经营环境指数的下滑。受2020年全球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冲击，农业经营主体的异常经营占比上升，导致信用经营环境连续恶化，而信用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缓冲作用。

根据附图1b可知，除个别年份小幅波动外，农村信用规制的各个二级指标均呈现缓慢增长态势。其中，信用评价体系的贡献度最高，其次为信用基础设施和信用制度体系，且前两者的贡献度长期高于权重标准。这表明，样本期间与农村信用相关的规章制度日益丰富，农村信用基础设施逐步完善，传统线下信用评价和数字信用评价正逐步覆盖农村地区。从对增量的分解看，农村信用规制指数的提升主要来源于信用评价体系，其次为信用基础设施，信用制度体系的贡献相对有限。个别年份信用制度体系与信用基础设施的变动方向与农村信用规制指数的变动方向相反。进一步分解发现，尽管传统信用评价仍占主导地位，但数字信用评价增长迅速，已成为主要增量来源。

根据附图1c可知，2019-2023年信用融资规模稳步上升，信用应用广度在阶段性下降后有所恢复，信用风险管理水平有所波动并呈现走弱趋势。从整体分解看，信用风险管理贡献度最高，但总体呈下降趋势；信用融资规模的贡献度自2020年起逐年上升，并逐渐超过信用应用广度。从对增量的分解看，2019-2023年农村信用应用指数的增长主要源于信用融资规模，信用应用广度指数与信用风险管理指数均呈现下降态势。这表明，农村信用应用指数的增长主要受信用融资规模扩大的影响。

五、影响中国农村信用发展水平的组态分析

从基层实践看，各地立足区域实际展开了不同程度的适应性探索，形成目前差异化的发展格局。随之而来的深层次问题是：哪些因素造成了部分省份具备较高的农村信用发展水平？这些影响因素是单独发挥作用还是构成组合效应？为此，本文运用NCA和动态QCA的混合方法，分析影响中国农村信用发展水平的组合路径。

（一）单个前因变量的必要性分析

在后续的组态分析中，必要性分析结果是判断前因变量预期方向的重要依据。必要性分析的重点在于识别前因变量是否可判定为必要条件。从已有的必要性分析工具看，QCA方法虽然可以判断前因变量是否为必要条件，但无法识别必要性程度。而NCA方法作为专业的必要条件分析工具，能够补充QCA方法在量化必要性程度方面的不足。本文分别采用NCA方法和QCA方法进行必要性分析的结果显示，各前因变量均未构成严格必要条件，农村信用发展水平更可能是多因素组合效应作用下的结果。因此，有必要对6个前因变量进行系统组合与构型分析，通过探索不同前因变量的组合效应，揭示影响农村信用发展水平的多种条件组合关系，系统阐释农村信用发展水平提升路径的差异化形成逻辑。

（二）多个前因变量的组态分析

根据杜运周等（2024），运用QCA方法进行组态分析前，需要确定一致性阈值、Proportional Reduction in Inconsistency（简称PRI）阈值与案例频数。其中，一致性指的是某一条件组态中触发结果变量的案例数量与该条件组态案例总数的比值。关于一致性阈值的设定标准，Ragin(2006）认为一致性阈值最小应设定为0.75，故本文将一致性阈值设定为0.75。PRI阈值的定义为在引入某一条件组态后，触发结果变量的不一致性缩减比例。其核心思想是若某条件组态能显著降低同一组态内“既导致成功又导致失败”的情况，则该条件组态的解释力更强，与之对应的PRI值也越高。关于PRI阈值的设定，参照陈曦等（2023）的做法，将其设为0.75。案例频数是指某一条件组态纳入真值表分析时的最小案例数量，其值过低会引入不必要的噪声，过高则会导致纳入分析的样本量不足。考虑到本文研究的样本数量，将案例频数设定为2。

经过布尔代数简化后，QCA方法可以得出不包含逻辑余项的复杂解、纳入逻辑余项的简单解和设定预期方向的中间解。由于目前区域信用研究多集中于城市视角，对于农村信用的研究仍然处于探索阶段，尚缺乏前因变量对农村信用发展水平明确作用方向的充分依据。因此，在中间解的求解过程中，本文将6个前因变量的预期方向设定为“存在或缺失”，即前因变量存在与否均可提高农村信用发展水平。基于简单解与中间解的嵌套关系，表1展示了核心条件和边缘条件的组态分析结果。其中，核心条件是指在简单解与中间解中均存在的前因变量，边缘条件是指仅在中间解中出现的前因变量。

从表1可知，形成较高农村信用发展水平的组态共有5种，每种组态的一致性水平均高于学术界普遍认同的标准0.8。总体覆盖率为0.497，表明这5种组态可以解释49.7%的较高农村信用发展水平案例。总体PRI为0.884，表明5种组态导致农村信用发展水平“既高又低”自相矛盾的程度较小。总体一致性水平为0.918，表明在满足这5种组态的所有案例中，有91.8%的案例具有较高的农村信用发展水平。组间一致性调整距离均小于0.2，组内一致性调整距离均大于0.2，表明这5种组态提升农村信用发展水平的充分性随时间变化的幅度较小，但存在一定的地区聚集效应。M1、M2、M3的核心条件涵盖乡村建设、乡村产业发展、乡村治理三个方面，可将其归纳并命名为“乡村建设-产业发展-乡村治理”多元驱动型组态。MS1的高前因变量集中在乡村产业发展、乡村治理维度，可将其归纳并命名为“产业发展-乡村治理”双元驱动型组态。GS1的高前因变量集中在乡村建设与乡村治理维度，可将其命名为“乡村建设-乡村治理”双元驱动型组态。表1最后两列展示了产生较低农村信用发展水平的组态U1、U2。可以发现，即使农村消费占比高，但当土地入股参与、法治宣传教育严重缺失时，仍会出现较低的农村信用发展水平。这表明，某些地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仍存在突出的农村短板，这与农村要素市场和法治体系建设滞后有关。鉴于本文侧重揭示较高农村信用发展水平的产生原因及其机制，下面将结合现实案例，对产生较高农村信用发展水平的不同组态展开具体分析。

1.“乡村建设-产业发展-乡村治理”多元驱动型组态。组态M1的一致性为0.974，原始覆盖度为0.091，唯一覆盖度为0.041。这表明，组态M1能解释9.1%的较高农村信用发展水平的案例，其中约4.1%仅能由该组态解释。组态M1揭示了大规模的村庄建设投入、较为完善的村庄规划编制、高农村消费占比、较低的土地入股参与、高水平的公共服务供给、较多频次的法治宣传教育，可以产生较高的农村信用发展水平。组态M2的一致性为0.911，原始覆盖度为0.086，唯一覆盖度为0.024。这表明，组态M2能解释8.6%的较高农村信用发展水平案例，其中大约2.4%仅能由该组态解释。组态M2揭示了较低的村庄建设投入、完善的村庄规划编制、较高农村消费占比、广泛的土地入股参与、高水平的公共服务供给、较多频次的法治宣传教育，可以产生较高的农村信用发展水平。组态M3的一致性为0.951，原始覆盖度为0.125，唯一覆盖度为0.036。这表明，组态M3能解释12.5%的较高农村信用发展水平案例，其中大约3.6%仅能由该组态解释。组态M3揭示了大规模的村庄建设投入、不够完善的村庄规划编制、高农村消费占比、相对广泛的土地入股参与、高水平的公共服务供给可以产生较高的农村信用发展水平。从核心条件与边缘条件来看，三种组态均强调较高的农村消费占比与高水平的公共服务供给。除此之外，组态M1和M3还需要大规模的村庄建设投入，而组态M2更强调村庄规划编制。这表明，当村庄建设投入不足时，完善的村庄规划编制仍能促进农村信用发展（M2组态），反之亦然（M3组态）。比较组态M1和M3发现，组态M1中的村庄规划编制和法治宣传教育以及组态M3中的土地入股参与主要起到补充作用，表明“村庄建设投入˄农村消费占比˄公共服务供给”组成的核心条件能够部分弥补其他前因变量的缺失与不足。三者形成的组态效应表明，通过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提振农村消费、提高公共服务能力，可以为农村信用发展创造基础条件。“乡村建设-产业发展-乡村治理”多元驱动型组态的3类代表性案例省份为云南省（2021-2023年）、湖北省（2020-2023年）、四川省（2019-2021年）。

2.“产业发展-乡村治理”双元驱动型组态。组态MS1的一致性为0.870，原始覆盖度为0.150，唯一覆盖度为0.077。这表明，组态MS1能解释15%的较高农村信用发展水平案例，其中大约7.7%仅能被该组态所解释。组态MS1揭示了不完善的村庄规划编制、高农村消费占比、广泛的土地入股参与、较低水平的公共服务供给、多频次的法治宣传教育可以产生较高的农村信用发展水平。从核心条件与边缘条件来看，组态MS1的规划引导有限（村庄规划覆盖率低），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不高，但通过积极提升农村消费市场份额、大力促进土地入股参与以及推进基层法治建设，可以实现较高的农村信用发展水平。这表明，农村信用发展不单纯依靠基础设施建设，市场与社会互补协同也可以发挥积极功能。当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程度较小时，对产业发展与乡村治理互补协同的要求更高。此时，产业发展与乡村治理的组合效应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农村市场提供了信用交互的场域。研究表明，消费市场下沉推动了信用积累，活跃的土地要素市场为信贷机构传递了更多基础信息（孙琳琳等，2020）。另一方面，法治建设保障信用机制有效运转。研究表明，法治水平是构建农村信任关系的核心，可有效提升家庭对制度约束与契约执行的信心（高明等，2021）。总体上看，该组态通过融合正式规则的契约治理与非正式规则的社会规范，形成了互补协同的农村信用发展路径。“产业发展-乡村治理”双元驱动型组态的代表性案例省份为青海省（2019年、2020年、2022年）、四川省（2022-2023年）。

3.“乡村建设-乡村治理”双元驱动型组态。组态GS1的一致性为0.924，原始覆盖度为0.267，唯一覆盖度为0.206。这表明，组态GS1能解释26.7%的较高农村信用发展水平案例，其中大约20.6%能被该组态所解释。组态GS1揭示了较大规模的村庄建设投入、较为完善的村庄规划编制、低农村消费占比、较高水平的公共服务供给、较少频次的法治宣传教育可以产生较高的农村信用发展水平。从核心条件与边缘条件来看，组态GS1不存在核心条件，村庄建设投入、村庄规划编制与公共服务供给三者共同发挥作用。尽管农村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占比不高，法治宣传教育的开展次数较少，但在满足一些特定条件时，也能够实现较高的农村信用发展水平。这意味着，一方面，开展乡村建设行动、推动村庄规划编制以及促进村集体提供公共服务，推动了硬件基础设施与村庄认同感形成，进而提高了农村信用发展水平。另一方面，部分农村信用发展水平较高的省份城镇化进程较快，导致社会消费品零售的重心集中在城市，农村消费市场的活力不足。同时，部分农村信用发展水平较高省份的整体法治体系较为成熟，虽然农村法治宣传教育次数少但整体法治水平仍较高。这也说明，前因变量对农村信用发展水平的作用机制可能因省份发展阶段不同而呈现差异性。“乡村建设-乡村治理”双元驱动型组态的代表性案例省份为浙江省（2019-2020年）、广东省（2020年、2021年、2023年）等。

（三）进一步讨论：时空差异与分维度指数分析

1.时空差异分析。从时间维度看，农村信用发展水平的分维度指数在短期内经历了一定程度的波动。从区域对比看，农村信用发展水平较高的区域之间存在差异，部分省份只有在特定年份满足较高水平条件。由此可见，农村信用发展水平具有明显的时空差异。那么，影响其结果触发的条件组态是否也存在时空差异？为了更加清晰地识别条件组态发挥作用的时空特征，选取条件组态每年的横截面一致性水平和不同分区空间的区域覆盖度均值，来分析不同组态的时空效应。由于农村信用发展水平会随着地区欠发达程度呈现明显的异质性（潘妍和余泳泽，2023），本文借鉴李瑞鹏和魏后凯（2025）的研究结果，按照欠发达县域数量进行空间分区。时空差异分析的汇总结果见表2。

从表2中的时间维度来看，除少数组态在个别年份一致性略低外，其他条件组态历年的一致性水平均高于0.9，说明5种组态在样本期间可以稳定产生较高的农村信用发展水平。所有组态的一致性水平在全球公共卫生事件冲击初期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此类负面影响在该公共卫生事件得到初步控制后有所缓解。多元驱动型组态M1和M3的一致性水平均大于0.9，表明“村庄建设˄消费占比˄公共服务”组成的核心条件受外部环境波动的影响较小。组态M2和MS1的一致性水平波动幅度较大，而组态GS1的一致性水平在大幅下降后能够迅速企稳回升，表明缺乏大规模村庄建设投入的组态在面对外部冲击时韧性较弱。

从表2中的空间分区维度来看，对于多元驱动型组态所能解释的案例而言，欠发达县域数量较少省份的覆盖度最大，其次为欠发达县域数量较多省份，欠发达县域数量为零的省份覆盖度最小。产生上述结果的原因可能是，欠发达县域数量为零的省份城镇化率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方政府的财政实力较强，如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这些省份的农村消费占社会消费总额的份额不高，农业产值占经济总量的份额也不高，农村人口对土地的依赖偏弱并且倾向于从事非农工作。因此，这些省份与农业相关的前因变量的驱动作用有限，导致多元驱动型组态的适配性不足。同时，欠发达县域较少省份往往既有大城市又有大农村，城乡关系交织密切，如山东省、重庆市、广东省等。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日趋活跃，导致这些省份农村信用的生成途径呈现多元化特征，多元驱动组态更加契合这些省份复杂的农村信用发展需求。对于“产业发展-乡村治理”型组态MS1所能解释的案例省份而言，欠发达县域数量越多，覆盖度越大。这表明，在缺乏乡村建设支持下，欠发达水平越高，越需要借助产业发展与社会治理的协同作用来提升农村信用发展水平。对于“乡村建设-乡村治理”型GS1组态所能解释的案例省份而言，欠发达县域数量越多，覆盖度越小。这表明，在具有一定经济发展基础的前提下，提升农村信用发展水平可以不过度依赖于产业发展。通过乡村建设中基础设施建设和乡村治理中公共服务的相互协同，同样可以提升农村信用发展水平。此外，GS1组态中村集体的公共服务供给起到支撑作用，体现出这些案例省份具有较强的集体凝聚力，典型案例包括宗族文化较强的广东省与福建省。

2.分维度指数分析。考虑到不同组态对农村信用环境、农村信用规制、农村信用应用三个分维度指数的适用程度可能存在差异，本文将三个分维度指数分别作为结果变量再次进行组态分析。结果表明，3种组态类型均有助于提升农村信用环境水平。多元驱动型组态更有利于信用应用水平提升；产业发展与乡村治理的双元驱动型组态，以及乡村建设与乡村治理的双元驱动型组态，在提升信用规制水平方面更具优势。

（四）稳健性检验

运用QCA方法时，不同的参数设定会影响纳入真值表的案例数量，也会干扰布尔代数简化后的组态分析结果。在改变一致性阈值、PRI阈值、案例频数和校准锚点后，本文的核心结论并未产生根本变化，所得结果具有稳健性。

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离不开信用要素的支撑作用。本文整合涉农经营主体产生的微观信用数据与农村地区的宏观信用数据，描述2019-2023年中国农村信用发展水平的演变特征，并对农村信用发展水平的影响因素进行组态分析，得到如下主要结论。

从演变特征看，在2019-2023年，中国农村信用指数整体呈增长趋势，但增幅较小，其增长主要依赖于农村信用规制和农村信用应用指数的提升，而农村信用环境指数的贡献较小。分维度指数来看，农村信用环境指数在这一时期小幅波动，其中的信用经营环境指数出现下滑，以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为代表的信用文化建设指数则保持上升趋势。农村信用规制指数在这一时期总体稳定上升，增长主要源于信用评价服务的普及性上升。农村信用应用指数在这一时期总体增长，但在2020年和2023年出现下降，增长主要来源于信用融资规模的扩大。

从组态分析看，在2019-2023年，存在5种能够实现较高农村信用发展水平的组态，可以归纳为“乡村建设-产业发展-乡村治理”多元驱动型组态、“产业发展-乡村治理”双元驱动型组态与“乡村建设-乡村治理”双元驱动型组态3类。具体来看，在“乡村建设-产业发展-乡村治理”多元驱动型组态下，基础设施建设与规划引领、产业发展带来的土地要素流转与消费活跃，以及社会治理提供的公共服务与法治保障协同发力，共同促进农村信用发展。“产业发展-乡村治理”双元驱动型组态在乡村建设投入有限的情况下，融合正式规则中的契约治理与非正式规则中的社会规范，形成互补协同的农村信用发展路径。“乡村建设-乡村治理”双元驱动型组态则在农村消费市场份额较低的条件下，通过将乡村建设中的基础设施完善与社会力量参与的公共服务供给相结合，共同促进农村信用发展。基于时间维度与空间分区的组态差异分析表明，农村信用发展水平的组态存在时空差异，5种条件组态的一致性水平在2020年与2021年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多元驱动型组态更适用于欠发达县域数量较少省份，“产业发展-乡村治理”双元驱动型组态更适用于欠发达县域数量较多省份，“乡村建设-乡村治理”双元驱动型组态更适用于欠发达县域数量为零的省份。分维度指数分析的结果表明，多元驱动型组态更多体现为提升农村信用应用水平，双元驱动型组态则在提升农村信用规制水平方面更具有优势。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指出，要健全财政优先保障、金融重点倾斜、社会积极参与的多元投入格局，确保乡村振兴投入力度不断增强。农村信用体系作为重要的金融与治理基础设施，其建设成效既影响乡村振兴的投融资效率，也关乎乡村基层治理效能。因此，“十五五”时期必须尽快补齐农村信用发展短板。

第一，重视乡土信用与现代信用融合发展。推动“整村授信”“无感授信”与“积分制”治理模式的有机结合，运用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等技术，实现农户信用画像的自动化生成。推广“基础额度+积分增信”的动态授信模式，通过正向激励将文明家庭、美丽庭院、道德模范等转化为积分，进一步拓展乡村美德信用积分在乡村振兴各个领域的应用。

第二，加快推进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建立财政投入与金融支持的联动机制，设立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奖补资金，通过贴息、风险补偿、税费减免等组合政策，激励金融机构、市场化征信机构参与信用基础设施建设与信用服务创新。“十五五”时期，应打造数智赋能的全国一体化农村信用信息平台，加强涉农信用信息归集共享，不仅要归集信贷信息，还要整合涉农主体的生产经营数据、乡村治理表现、民生服务记录等多维度信息，补齐小农户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数字足迹”的缺失短板。建立乡村建设项目与信用挂钩的机制，对信用等级较高的涉农主体，在高标准农田建设、乡村产业园区开发、农村基础设施改造等项目中给予优先参与权，并配套融资利率优惠、审批流程简化等激励政策。

第三，平衡农村信用的普惠性和风险性。推动金融服务分层分类供给，适配“十五五”时期农业产业多元化发展需求。基于个性化评估结果，为小农户提供小额、高频、便捷的信用贷款产品，满足其农资采购、短时资金周转等需求。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开发大额、中长期的产业链金融产品，支持其在科技研发、冷链物流、品牌建设等领域的投资需求。围绕“十五五”时期乡村治理现代化需要，依托乡村金融驿站、村务公开栏、线上融媒体平台等渠道，开展分类化信用宣传教育。同时，强化信用法治与金融素养培育的深度融合，树立农村金融健康发展理念，引导农户理性融资、合规用信。

第四，缩小农村信用发展的区域差异。欠发达县域数量为零的省份应发挥乡村建设与乡村治理的协同作用，通过财政奖补，增强农村信用的社会价值，通过信用要素激励社会资本投资乡村。欠发达县域数量较少地区应发挥其财政支持、产业发展、治理效能的优势，形成多元化农村信用合作机制。欠发达县域数量较多省份需要在高标准农田建设、农业保险、特色信用产品等方面，创新农村信用发展模式。

第五，完善农村信用的相关法律法规及工作机制。目前，农村信用信息数据的归集缺乏系统性制度安排，打破各个部门之间的数据壁垒十分必要。一方面，应在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相关立法和制度完善的过程中，将农村信用作为重点领域之一，由省级政府层面制定本地区农村信用信息目录，明确农村金融机构、电商平台等主体的数据报送义务。另一方面，未来应进一步健全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的统筹协调机制，强化农业农村、市场监管、税务、金融监管等部门的协同合作，推动跨区域涉农信用信息共享与标准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