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许珍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讲师；王春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赵祥云（通信作者），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文献来源：《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6期
摘要：在乡土社会流动性增强的背景下，数字媒介成为农村居民与乡土社会链接的重要纽带。基于“流动性-媒介化-共同体”逻辑建构分析框架，通过分析全国14个省份的调查数据，从信任伦理、乡土认同和福利互助三个方面构建乡村情感共同体，探讨农村居民数字素养对乡村情感共同体建设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农村居民数字素养显著促进了乡村情感共同体的建设，且数字化通用素养的影响效应最为明显。其作用机制主要体现在数字素养通过提升农村居民的数字治理参与度来增强其参与村庄事务的能力，进而强化乡土认同，推动情感共同体的形成。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素养对年轻群体和东部地区农村居民的影响更为显著。此外，数字素养具有技术普惠性，能够弱化收入分化，促进不同收入阶层的互动与融合。基于以上结论，从优化数字技术应用场景、提升农村居民数字素养与参与能力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为乡村情感共同体的建设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参考。
关键词：数字素养；数字治理参与；乡村社会；情感共同体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带动了乡村人口大规模流动和乡村人口结构的变迁，乡村凝聚力不足、共同体建设困难等问题日益严峻。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相较于2010年，2020年城镇人口增加2.36亿，乡村人口减少1.64亿，城镇化率提升14.21个百分点。同期，人户分离人口达49 276万，增长88.52%，流动人口增长69.73%。这两组数据体现出我国乡村人口外流现象显著，对乡村建设产生直接影响。物理空间的长距离流动与生活空间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导致乡村社会的个体化、原子化特征逐渐显著。“离土”时代熟人间的互动交往弱化、“关系”疏离，传统格局下的权威信任逐渐被基于弱交往关系的信任消解。因此，在乡村振兴语境下，为消解乡村原子化的困境，需要培育乡村情感共同体，重构村民信任关系，建设一个“有温度、有温情、有温暖”的乡土社会。
有研究发现，情感缺失是当前乡村主体性缺失的重要维度，重建以情感为纽带的共同体成为人们的强烈认同。乡村情感共同体建设不仅仅是减少村庄内部矛盾和纠纷的有效途径，更是完善基层共建共治共享治理制度的重要内容。现行的规范性制度和措施虽然构建了乡村治理的制度框架，但难以从村庄内部和村民的精神情感层面培育起公共精神。而以情感联结乡村治理多元主体，通过情感的弥散使主体的参与意识不断被激发，并与正式的规范和制度相结合，有利于提升村民个体对村庄公共事务的关心程度和参与程度，为乡村振兴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从实践来看，各地出现的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内生型农村互助养老、内生性农民合作社建设等经验，皆是从情感角度切入，提出了因地制宜、切实可行的乡村建设实践路径，为乡村建设提供了有益经验。
而新技术的涌现和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为传统乡村社会的转型和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既有研究大多围绕数字技术与乡村治理之间的关系展开论述：一部分学者持数字赋能论的观点，该观点认为数字技术重塑乡村治理的内在格局，提升农村居民数字素养，为数字乡村建设和乡村发展提供新的机遇；另一部分学者则持数字分化论，批评性地认为数字技术产生的数字风险和数字排斥会加剧人民群众内部数字不平等的矛盾，还可能会出现技术失范、数字鸿沟、公共性弱化、“反向适配”、异步困境等问题。已有研究对农村居民数字参与以及技术下乡底层逻辑的分析较为细致，但缺乏对数字时代背景下乡村情感建设问题的思考，未将乡村情感共同体建设的重要工作与农村居民数字行为结合起来。乡村建设不仅仅是环境、产业等物质基础的完善，更是文化、情感等精神基础的建设。那么新型通信技术、数字社交手段等是否对乡村情感建设具有正向影响？如何产生影响？如果有影响，数字技术是否对不同群体存在差异化的影响？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深入到农村居民属性特征和其数字生活内容中，分析农村居民的数字参与影响乡村情感共同体建设的具体逻辑，并综合考虑行为、素养、群体特征等要素，以深入考察其内在机制。
一、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乡村情感共同体研究动态分析
滕尼斯最早明确了“共同体（community）”这一学术概念，区别于“现代社会（society）”这一概念，他认为“共同体”代表着亲密的、直接的和持久的社会关系，而“社会”则代表着间接的、临时的和契约性的关系。梁漱溟从文化比较中提出，中国文化调整的重点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由此发展出高度发达的伦理道德智慧，其目的是解决人类的“社会生活问题”。伦理本位的社会在情感共同体的基础上规定了社会交往的秩序和规则，这为乡村治理提供了基础。然而，在后乡土社会，乡村共同体处于衰落状态已是不争的事实。乡村情感共同体的建设，需要在多个维度上推进。乡村社会中的信任伦理、公共精神、福利资源再生产，分别在乡村情感共同体建设中发挥着情感规范、情感依托以及情感纽带的作用。
首先，社会信任的存在降低了人们互动的成本，使人的行为更具确定性，社会秩序也得以维持。村庄社会中社会信任作为乡土场域互惠互利的重要基础，是人们维系彼此交往关系的纽带。因此，信任伦理是乡村情感共同体建设中必不可少的要素。其次，乡村情感共同体实质上是乡村认同的体现，是乡村凝聚力和动员力的基础。通过乡村内部的价值认同、身份认同、人际认同等的建设，异质性的村民有了联结的基础，相互间的关系也在长期的互动过程中加强。因此部分学者提出引导以乡愁为线索的村民个体与集体统一，这也是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的要义之一。最后，乡村情感共同体也是村民合作互助的平台资源。村庄社会中小农抵御社会风险和解决生活问题的能力有限，需要在村庄社会中寻求邻里乡民之间的帮助和合作。而乡村情感共同体则使得村民在面对外部社会时产生“自己人”的观念，借助共同体的资源和力量解决生产生活中面临的问题。结合这些分析，本文将从信任伦理、乡村认同、福利互助三个方面，构建乡村情感共同体的指标体系，研究数字素养及数字参与对农村居民乡村情感共同体的影响。
（二）研究假设
数字乡村是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也是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内容。这一概念不仅包含生产工具和治理方式的数字化，更关乎“人的数字化”，其核心在于农村居民的数字素养提升，而以数字素养重塑乡村主体可以有效激活发展动能。农村居民群体的数字素养水平直接影响个体适应数字化社会并积极参与乡村的数字生产、数字生活、数字治理、数字服务的能力。不同于城市的陌生人社会，农村是以熟人社会为底色的“村落共同体”，在村落生活中的村民具有超越个别利益甚至在生命意义之上的共同文化信仰，即使外出务工，也始终与家乡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本文所调查的农村居民，主要是指在村或短期外出务工，未在城市永久定居的村民。在前互联网时代，“离土离乡”带来了空间的隔离，弱化了村民之间面对面的、直接的沟通和联系，村庄日益原子化。而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网络的互联互通突破了时空限制，具有促进信息重组与信息整合的作用，村庄通信技术的大范围普及和应用使得这部分村民可以在网络空间重新找回集体记忆，和村庄社会、村社熟人迅速建立起情感联系。不可否认，随着村庄互联网的大范围普及，短视频、微短剧、新型社交媒体的出现可能会使村民网络生活个体化、私人化、去共性。但是，村民的日常生活并非一成不变，在拥有集体记忆和熟人社会基础的农村居民身上，数字素养技术成为乡村的情感建设和村庄公共事务参与的桥梁。在公共性和去共性之间起决定性因素的可能不是数字素养本身，而是拥有数字素养的居民属性。乡村熟人社会的底色使得互联网对农村居民之间的互联互通发挥着黏合剂作用，通过社交媒体、即时通讯工具等平台，农村居民可以更方便地与邻里亲友进行交流，分享生活经验和乡村文化，从而增强对乡村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因此，互联网时代，农村居民数字素养水平越高，其对数字乡村的参与的便利性和积极性就越强。除此之外，数字治理在乡村共同体建设中的作用也非常重要，如多元主体赋能、利益表达赋能、交流空间赋能等，这些都是提升乡村情感共同体建设的重要方面。据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1：农村居民数字素养能够促进乡村情感共同体建设。
乡村情感共同体建设在传统文化规约逐渐式微的背景下日渐重要，情感治理也被学者纳入国家治理视野和基层治理论域中。数字时代的网络空间和个体化倾向也会对乡村公共性建设提出挑战。年轻人逐渐对传统规则和村庄公共事务表现出漠视态度，农村居民容易沉浸在个体化的网络空间中，致使其建设、参与、维持传统公共空间的意愿和积极性逐渐减弱，村庄传统公共空间面临被边缘化、虚无化等的风险。这种风险的破解，依赖农村居民对村庄的归属感及对村民身份的认同，并以此为基础重建村庄公共性，进而将情感共同体的情感认知迁移到村庄治理共同体中，开展村民的公共服务参与。而在数字社会中，村民的公共服务参与在数字场域进行，即通过数字平台的参与，村民被赋予政治参与权，由被动接受政务服务变为主动参与。在政务查询、信息咨询、意见表达、村务监督等活动中培育出自主自觉的意识。与此同时，村民之间的互动频率增加，对村庄的认知和了解程度提高，身份认同和情感归属得以产生，进一步推动了情感共同体的建设。据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2：农村居民数字素养通过提高居民数字治理参与提升乡村情感共同体建设。
数字乡村建设是乡村治理现代化和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实践。将乡村精英身份引入分析发现，乡村精英身份促进农村居民参与乡村数字治理事实上强化了精英治村模式。但是，部分村民受技术不均衡传导、社会分化作用、主体性缺失的影响，成为乡村数字弱势群体。首先，相较于中老年人，年轻人的数字素养和技术习得能力更强，在数字素养的加持下，便利的信息技术使得年轻人更加便利地了解村庄发展的动态变化。在互联网快速发展的背景下，青年群体运用数字媒体实现对乡村血缘、地缘、人缘的再衔接和人际情感与信任的再造，从而实现乡土社会在地圈层的重建。因此，数字素养对年轻群体的乡村情感共同体建设效应更加明显。其次，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水平整体呈现出“东强西弱”的特征，受到“虹吸效应”以及“马太效应”影响，东部和中西部省际之间的数字乡村“贫富差距”两极分化明显。相较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居民的数字接入和数字基础更好，其数字参与更强，东部地区农村居民能够借助数字平台更多地参与到村庄活动中去，推动了乡村情感共同体建设。据此，进一步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3：农村居民数字素养对年轻群体和东部地区居民的乡村情感共同体建设影响效应更为显著。
数字时代最大的特征是个人自媒体的普及和社会的可视化，这弱化了阶层的差异和区隔，使得社会结构趋近于扁平化模式，一定程度上密切了社会联系。“去中心化”“去权威化”的交往方式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直接联系和互动，社会信任与协作关系理论上更容易形成。此外，当异质性的个体在进行社交网络活动时，其获得的共享性资源和支持可以发挥社会整合、情感支持、自尊支持、信息支持的效能。因此，通过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培育农村居民的主体性意识，可以有效解决乡村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数字鸿沟问题，进而增强村庄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凝聚力。据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4：数字技术具有去分化的中性特征，强化了不同收入阶层间的联系，提升了村庄内部不同收入群体的凝聚力，推动了乡村情感共同体建设。
二、数据来源、变量说明与模型设定
（一）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来源于2024年7月至8月开展的“数字技术与乡村社会治理”农村入户问卷调查。调查涵盖东、中、西部三大区域共14个省份，以反映中国数字技术发展与数字治理效能的区域差异。研究采用多阶段分层抽样方法：首先，从东、中、西部选择特定省份作为初级抽样单位；其次，在每个省份抽取2～4个区县；最后，在每个区县选取2～4个村庄进行随机入户访谈。通过对问卷进行严格的质量控制，剔除信息缺失严重、存在异常值的样本，最终获得有效问卷838份，为研究提供了可靠的数据基础。
（二）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是乡村情感共同体。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和总结，借鉴杨慧等的研究，乡村情感共同体指标从信任伦理、乡村认同和福利互助三个层面进行衡量。具体指标建构如表1所示。对表1指标进行加总，构建乡村情感共同体综合指标，取值范围在6～30分。得分越高，说明乡村情感共同体越紧密。
2.核心解释变量。核心解释变量为农村居民数字素养。借鉴苏岚岚等构建的研究，从数字化通用素养、数字化信息搜寻素养、数字化社交素养三个方面进行衡量。数字化通用素养采用问卷中“您能够熟练操作智能手机”和“您互联网（包括手机上网）使用情况”两个问题衡量，赋值1～5分，由“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数字化信息搜寻素养由问卷中“您能够在网络上熟练查找和阅览自己需要的信息”和“您能够使用电脑进入特定网站”两个问题衡量，赋值1～5分，由“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数字化社交素养由问卷中“您能够熟练与朋友分享线上信息”和“您最近一周刷抖音、快手等短视频的频率”两个问题衡量，赋值1～5分，由“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将农村居民数字素养的三个方面进行加总，以此来衡量农村居民的数字素养综合水平，取值范围6～30分，得分越高，代表农村居民的数字素养越好。
3.控制变量。借鉴已有研究，选择受访者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政治身份、是否外出务工、家庭年收入、村庄交通便利度、村庄数字平台完善度和乡村所处区域位置作为控制变量。
具体变量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
（三）模型设定
本文采用多元线性模型分析农村居民数字素养对乡村情感共同体建设的影响，具体表达式如下：
公式中，yi为因变量，表示乡村情感共同体；Di为自变量，表示农村居民数字素养；Ci为控制变量，表明受访者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政治身份、家庭社会地位状况、村庄交通、数字化平台发展程度、区域位置等变量。α0、α1和α2为系数；σi为随机扰动项。
三、农村居民数字素养对乡村情感共同体建设的影响及其机制分析
（一）农村居民数字素养对乡村情感共同体的影响基准回归结果
表3呈现了基准回归模型的结果。其中，模型1考察了农村居民数字素养对乡村情感共同体的整体影响效应，模型2至模型4则分别探讨了数字素养对乡村情感共同体三个子维度（乡村信任、乡村认同和邻里互助）的具体影响。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农村居民数字素养对乡村情感共同体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数字素养水平越高，其乡村情感共同体意识越强。数字素养强化了乡村熟人社会之间的互动与相互交往的频率，进一步加强了农村居民对家乡邻里的情感与信任，带来了乡村情感共同体的提升。
从乡村情感共同体的子变量回归来看，数字素养对乡村信任、乡村认同和邻里之间的互助带来了显著的正向影响。首先，数字技术的普及和应用增强了乡村熟人社会成员间的互动频率，通过数字媒介的日常化使用，村民间的信息交流更加便捷，有效降低了信息不对称程度，从而强化了彼此间的信任基础。其次，人口的频繁流动、空间距离的分割造成村民与村庄的联系日益减少，但是随着数字媒介的介入，村民与村庄之间的互动频率日益频繁。以抖音为代表的短视频平台，因其内容与形式与农村居民碎片化时间的契合性，在乡村社会得到广泛普及。相较于城市陌生人社会，抖音等数字媒介在乡村场域充分利用乡村熟人社会的基础特征，实现了线下社交网络在线上虚拟空间的延伸与重构。通过生活化的线上展示和互动，不仅增强了村民间的交流，也深化了其对乡村文化的认同感。最后，数字技术的应用便利了村民间的即时沟通，提高了信息传递效率。乡村社会面对各类诉求时能够迅速整合信息和动员人员，这种高效沟通与人员动员方式不仅增强了乡村社会的内部凝聚力，也进一步夯实了乡村互帮互助的传统文化基础。综上所述，数字素养通过提升乡村信任水平、强化乡村认同感和促进邻里互助行为三个维度，对乡村情感共同体的构建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这一发现为理解数字时代乡村社会关系的变迁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也为推进乡村数字治理实践提供了重要启示。
（二）农村居民数字素养对乡村情感共同体建设的影响工具变量回归结果
考虑到模型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本研究采用工具变量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农村居民数字素养和乡村情感共同体可能内生于地方经济社会变量，数字素养习得的随机性并不突出，而是与地方经济发展和治理水平等社会经济因素密切相关。本文对地方特征变量进行了有限的控制，可能存在遗漏变量而造成的内生性问题。
工具变量的选择需要满足相关性和外生性两个条件，本文借鉴杨婵等的研究方法，采用区县级层面的农村居民数字素养均值作为工具变量。同一区县内居民数字素养存在空间相关性，数字技术的扩散往往通过邻里间的传播与学习实现；区县层面的数字素养均值对个体层面的乡村情感共同体建设不产生直接影响。因此，区县层面的农村居民数字素养满足工具变量的相关性和外生性假设。
表4展示了工具变量检验结果。第一阶段回归结果显示，工具变量在1%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表明其与内生变量存在显著相关性。通过Cragg和Donald Wald检验排除弱工具变量问题，在1%水平上显著，证实工具变量满足相关性和外生性假设。第二阶段估计结果表明，在控制内生性问题后，农村居民数字素养对乡村情感共同体建设的影响在10%水平上显著，且影响方向与基准模型结果一致。上述分析证实，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农村居民数字素养对乡村情感共同体建设的促进作用依然稳健成立。这一发现为数字赋能乡村治理提供了有力的实证支持。
（三）稳健性检验
1.稳健性检验一：更换计量方法。由于因变量农村居民数字素养的六个构成变量均为离散且有序变量，在此采用有序Probit模型方法作为稳健性检验，如表5模型7所示。从回归模型可以看出，核心变量的估计系数和参数与基准模型的回归结果基本保持一致，说明农村居民数字素养对乡村情感共同体建设的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2.稳健性检验二：农村居民数字素养子变量对乡村情感共同体建设的影响。基准回归结果中自变量采用的是农村居民的数字综合素养，为检验结果的稳健性，在此检验农村居民数字素养子变量对乡村情感共同体建设的影响效应，回归结果如表5模型8～模型10所示。回归结果表明，数字化通用素养、数字化信息搜寻素养和数字化社交素养皆显著促进了乡村情感共同体建设。这一发现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进一步证实了农村居民数字素养对乡村情感共同体建设的正向影响具有稳健性。
（四）作用机制检验：数字治理参与
数字素养能增强农村居民参与村庄治理的广度与深度，进而培育其对乡村情感共同体的认同。本文采用中介效应模型来进行机制检验。M为中介变量，若系数α1和β1皆显著，表明中介效应存在。
村庄数字治理参与Xi采用问卷中“您是否通过村庄数字平台与村部人员直接联系？”“您是否通过使用数字平台为村庄的管理与发展建言献策？”“您是否通过数字平台完成咨询、投票、选举等政务活动？”测量，将回答“是”赋值为1，“否”赋值为0。进一步，本文对上述三个方面进行加总计算，以衡量农村居民的村庄数字治理参与程度。
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数字治理参与作为中介变量的回归结果如表6模型11和模型12所示。模型11的回归结果表明，农村居民数字素养与对数字治理参与的回归系数为0.065，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一发现证实了数字素养作为技术赋权工具，能够有效增强村民参与村级事务管理的意愿和能力。模型12将数字素养和村庄数字治理参与同时纳入回归模型，显示村庄数字治理参与的回归系数为0.458，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数字素养通过推动村庄数字治理参与的提升带来了乡村情感共同体的增加，假设2得到验证。主要原因在于数字平台显著降低信息获取和意见表达的成本，使村民能够突破时空限制参与公共事务。同时，数字化参与提高了村民间的互动频率，提升了互动质量，通过线上协商与线下实践的良性互动，培育出基于数字治理的新型社会联结。这种技术与社会资本的双重嵌入，最终促成兼具现代性和乡土性的情感共同体形成。
四、数字素养对农村居民乡村情感共同体建设的差异化影响估计
数字素养总体上显著影响了农村居民乡村情感共同体，但由于个体之间存在差异，不同群体的情感共同体建设可能并不一致。因此，本文从农村居民异质性角度出发，分析数字素养对不同类型居民情感共同体建设的影响，具体从年龄、收入水平和区域三个维度展开分析：年龄维度以40岁为分界，划分为年轻群体和中老年群体；收入维度区分为中低收入阶层和高收入阶层；区域维度划分为东部和中西部地区。
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数字素养对乡村情感共同体建设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群体异质性（见表7）。首先，就年龄差异而言，模型13和模型14的回归结果显示，数字素养对年轻群体和中老年群体均呈现显著正向影响，且组间差异检验（p=0.048）表明年轻群体的影响系数显著高于中老年群体。这一差异主要源于年轻群体在数字技术应用熟练度和参与强度上的优势，使其能够更深入地参与村庄治理，从而强化了与村庄的情感联结和认同度。其次，从收入维度来看，模型15和模型16的回归结果表明，数字素养对中低收入群体和高收入群体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然而，组间差异检验（p=0.741）显示两类群体间不存在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差异。这一发现印证了数字技术的“去分化”特征：随着技术应用门槛的降低，不同收入群体在参与村庄治理方面呈现出趋同性，数字技术有效增强了各收入阶层参与村庄事务的凝聚力，促进了情感共同体的形成。最后，区域维度的分析结果（模型17和模型18）显示，东部地区农村居民数字素养对乡村情感共同体建设的影响系数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且组间差异检验（p=0.0001）显著。这一区域差异主要归因于东部地区较为发达的数字经济生态，其数字平台开发和应用场景的多元化与深度化，显著提升了农村居民参与村庄治理的广度与深度，进而强化了村民与村庄的情感联结和归属感。假设3和假设4得证。
五、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基于全国14个省份的实证调查数据，系统考察了农村居民数字素养对乡村情感共同体建设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农村居民数字素养对乡村情感共同体建设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数字化通用素养、数字化信息搜寻素养和数字化社交素养三个维度均显著促进了乡村情感共同体的构建，具体表现为对乡村信任、乡村认同及邻里互助等维度均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2）机制分析显示，数字参与在农村居民数字素养与乡村情感共同体建设之间发挥着显著的中介作用，即数字素养通过提升农村居民参与村庄事务的能力，进而促进乡村情感共同体的形成。（3）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素养的影响效应存在显著的群体差异和区域差异，相较于老年群体和中西部地区居民，数字素养对年轻群体和东部地区居民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研究发现，数字素养展现出明显的“去收入分化”特征，有效促进了不同收入阶层居民之间的社会连接与互动。
需要进一步探讨的是，互联网在城市和乡村可能具有不同的社会整合功能。在城市，互联网的使用使得个体化社会愈加封闭与个体化，每个个体依赖于互联网就可以接触更大的世界，互联网的出现使得人与人之间可能更加个体化。而农村则不同，乡土社会的底蕴依然是熟人社会或半熟人社会，村民之间相互来往从线下转移到线上，能够加深彼此的了解，在流动性增强的背景下起到了线下交往所达不到的效果，实现熟人社会网络在线上的社会互动和整合，强化了熟人社会之间的联系，推动了乡村情感共同体建设。
上述研究结论的政策含义在于：第一，提升农村居民数字素养，强化乡村情感共同体意识。在乡村空心化程度加深、伦理与文化环境深刻变迁的背景下，应充分利用数字技术促进村民间的人际连接与互动沟通，重构乡村精神与伦理共同体。重点发掘和激活乡村本土文化资源与习俗的内生动力，将其作为情感共同体建设的关键着力点。在此过程中，审慎处理地方性规范与共识，构建基于共建共治共享原则的情感共同体，以增强乡村内部凝聚力，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第二，推进数字技术有序下乡，提升农村居民数字素养与应用能力，扩大其数字治理参与度。数字素养的提升有助于强化乡村情感共同体建设，但需注重数字技术的适配性，避免出现“数字悬浮”现象。通过系统收集农村居民行为特征、使用场景与习惯等数据，开发高适配性的数字化平台，为农村居民参与数字治理提供技术支撑。第三，关注不同群体和地区的数字素养差异。应重点关注老年群体、低学历群体和中西部地区的数字素养提升，弥合群体间、地区间数字鸿沟，促进乡村共同体的均衡发展。加强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在数字素养提升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共享优质资源，推动全国乡村情感共同体建设水平的整体提升。